至一些笔记本、日记簿，都印上了我们的形象，人们对女排队员几乎是家喻户晓，走到哪儿，很引人注目，观众、球迷都特别热情，叫你，围住你，签字，照相，至少要向你行个注目礼。（十三）
当运动员的时候，反正天天关在球馆里还不觉得不方便，但退下来了，你却不能像普通人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老是被别人注意，身不由己，连上个街买东西，都受拘束，放不开。有一次，我和他想去看电影，又生怕被别人注意，买了票，故意迟到几分钟，等黑灯了，开演了，我们才找到位子坐下，没想到刚坐下，也许是我们俩的个子太高，还是被几个观众发现了，“郎平，郎平”地叫起来，这一叫，整个剧场都不安宁了，我一看情况不妙，赶紧撤。
对于郎平的“撤”，不少人感到惋惜。不是可以到校、委做些领导工作吗，打世界冠军的经历和经验，是多么宝贵的财富。据说，有关方面也提议，安排郎平到北京委做领导工作。
有过一次很深刻的教训，我耿耿于怀，发誓不当官。
那年，我们在湖南的郴州训练，那时的训练基地条件很差，是那种竹棚子，透风的，冬天很冷。我们的领队是湖南郴州人，所以，把我们介绍到郴州训练。一个星期天我在家休息，郴州基地的主任来敲门，他对我说领队让我跟他去一趟家经委。那个时候的我，很单纯，很积极，心想，是领导安排的事情我总得去做，这是政治任务啊。到了那儿，我才知道，这个基地主任是向家经委要钱，说是建设训练基地。我也帮着说话呀，因为那儿的训练条件确实太差，我认为家应该考虑改善我们的训练条件，让我们继续为家争光。也许，我说话管点用，当时，我们女排很红啊，我们合理的要求，上面果然给予考虑，很快就拨了钱。但是，我后来才知道，这笔款到位以后，他们并没有马上用来建设训练基地，有人把这情况告到纪律检察委员会，中纪委又反馈给家委，还提到了我，说是郎平去要的钱。委要我写检查。我长那么大，从来没犯过这么严重的“错误”，要说清楚、写检查之类的。可是，我错哪儿了，我写什么检查？首先，是队里的领导安排我去的，其次，我就知道他们要钱是为了建设训练基地，这本身是一件好事，我才帮着说话的。至于，他们拿了钱用在什么地方，怎么用的，这不是我的事，……
[续郎平自传上一小节]我根本不了解情况。要我写检查，没道理的。可是，领队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说，他没说让我去。难道，我是个“傻子”，领导没说让我去，我就跟着一个不相干的什么主任去家经委要钱？
我只好找袁指导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但那时候，领队是的代表，领导一切，袁指导能说什么？我情绪很坏，因为，委的批评很严厉的：郎平，你要谦虚谨慎，你拿了世界冠军，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到要钱？！给我扣那么大的一个帽子，我怎么受得了？但我就是不写检查，实事求是地写了个情况汇报，我说，我没错，你们怎么理都可以。我把这份东西交上去以后，上面再也没追究。
可这个事件的影在我心里好像再也抹不去。有些人是这样当官的。当了官还得顺着别人说话，不管这是不是你的思想，上面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我当不了这样的官，我没这个“修养”，我心太软，老同情人，这不是当官的料。我希望自己能学点实在的、科学的、真正有用的东西。所以，到美，我选学了育管理。
我是1987年4月离开北京的。
我想开始另一种生活：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美毕竟是另外一个世界，没有多少人知道“女排精神”。但是，对于我的出，对于我的这一选择，有人却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他们总觉得，“女排”是中的象征，而我的名字，即使从女排的队伍中撤下来，也不应该从中老百姓的生活中消失，我是典型的“民族英雄”，似乎不应该加入这“出”。也有人挽留我：“你是世界冠军，你是有功之臣，家不会亏待你的。”
我觉得自己似乎被误解了，我不是怕“亏待”，我就是觉得，家和人民待我太好，我不能够再躺在“冠军”的奖状、奖杯上吃一辈子老本，我不能天天坐在荣誉上，你今后还要不要生活了，人是活生生的，我还得去干，想干，就得抛开过去，“世界冠军”只说明我的过去，而一旦从女排的队伍中退下来，我什么都不是，我得重新学习本领，我得重新开始生活，必须把自己看成“一无所有”，我前面的路是“零”，一切从头开始，一步一步地再开辟一条新路。
美给我的第一个触动是，我发现自己真是“一无所知”，也可以说“一无所有”。
我14岁开始进校过集生活，吃的、住的都不用自己心，都是家供给，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自己都不花钱，家什么都管，我都被管惯了，到哪儿买机票、怎么买机票，根本不知道，别看我走了那么多家、那么多城市，一切都有人安排好的。
一开始，我住在洛杉矶何吉家，读书的学校在洛杉矶附近，在学校里正好碰到演《庐山恋》的张瑜，我们一起上学，周末一起玩，好像还过得去，主要是换了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有新鲜感。虽然，我来过美很多次，但都是打比赛，从机场到旅馆、从旅馆到赛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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