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沿路看看风景，对美的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等等，一概不了解，而出来留学，可以安定下来、深入下去，让我见识很多东西。譬如，一到美，看别人使用信用卡，不用进银行就能取钱，还有写支票的，我很惊讶，遗憾的是，我不能工作，没人给我支票和信用卡，不能自验拥有“支票”的感觉。
刚到洛杉矶的时候，我穿的裙子和套装，都是奥运会代表团统一的制服，何吉拿出500美元带我去买服，进商店一看，很普通的一套服都要七八十美元，相当于内好几个月的工资，我怎么也买不下手，再说，花人家的钱，我心里更不是滋味。有时上完课，闲下来看看电视，看着看着突然心慌，好像没地方着落，悬在半空中。那时，也有几个学校请我做教练，我不能接受，因为家给的是公派签证，规定我不能工作，不工作就意味着老得把何吉家当作公家食堂，我吃饱了肚子，吃饿了心。这种感觉，以前从来没有验过，以前都是高高在上的，什么家队、世界冠军，都是最高的地位，现在，一下子落到最底层，还得靠人家借我汽车、给我买服，我所有的优势一时都没有了，心里很难平衡。但我慢慢地想通了，我来美学习，就是要掌握自己过去没有的东西，美的“好”，是人家一点点奋斗出来的，我也要开始新的奋斗。
调整好心态，我轻装上阵，决定离开华人比较集中的洛杉矶，去美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虽说，洛杉矶有何吉等华人朋友，一些爱的老华侨都知道中女排的事迹，都热心地愿意帮助我，还经常为我举行“派对”。但我一方面很感激他们的关照，心里却清醒，我不是小，不能躲在别人的翅膀下找食，再说，老是让华侨们照顾着，这样的氛围，同内生活没有本质区别。而且，加州华人多，大家在一起说的还是中话，对学习语言不利。我来美不为镀金，我需要真切的感受、扎实的学习，首先就要过好语言关。
我读书的新墨西哥大学在阿伯克基市，这是个大学城。要在阿伯克基找工作比较困难，因为这里主要是学校，他们选择人才的条件相对苛刻。所以，很多人不理解我怎么去新墨西哥州学习、工作？我只是选择一个美朋友比较多的地方，有照应、有沟通，这对于学习语言、了解美都有帮助。再说，我希望过一段清静的生活，这个地方比较僻静，人与人也比较近。
郎平的美朋友劳尔就在新墨西哥大学执教大学女子排球队。郎平是劳尔的助理教练，而学校给郎平的待遇是，她可以免费读书。
移居新墨西哥州，郎平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留学生活。
劳尔是大学排球队主教练，我辅助她做些场外指导。在这样的大学排球队，无论是做教练还是做助教，是在哄着一些平很差的队员。一开始，我心里很难接受这样一种状况，我心想，我是世界冠军队队员，跑到这儿来哄一群几乎不会打球的大学生，位置整个是颠倒。但我不得不说服自己：不想颠倒，回中去，你来美，就是找“颠倒”来的。
1987年年底，劳尔暂时要离开学校回美队准备奥运会，她走以后，我们和她的丈夫约翰一起生活。约翰过去也是美男排运动员，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写一些排球方面的书，并为排协做些咨询，约翰对电脑的使用非常熟练，他教我懂得电脑。约翰是个细心的男人，为了让我更快地熟悉英语，他在所有物品上都贴上英语单词，什么电饭锅、电冰箱、电壶等等，连我们上厕所的那点时间也不放过，专门去买了给儿童的看图识字的书。有一次，他给我上课，讲人的器官，一边教一边画，鼻子、眼睛、嘴巴，把我当幼……
[续郎平自传上一小节]儿园的小孩子了，他真的很有意思。
劳尔夫妇待我们像家人一样，但我不能老让他们来负担我们的生活，我必须独立、自给。那年夏天，我参加了美的排球夏令营，我去教孩子们打排球，对我这样一位世界级的运动员，他们比较尊重，支付的工资也相对高一些。整个夏天，有十周时间，我在十个夏令营做教练，从美最东部的纽约一直做到美最西部的旧金山。这个夏天很辛苦，来参加排球夏令营的这些孩子，纯粹是为了玩，从早到晚都得陪着他们、哄着他们。
孩子们也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吃了饭接着玩，一直玩到晚上10点，一会儿给这个讲，一会儿给那个讲，当时，我语言还不过关，要表达点什么特别费劲，很伤脑筋。这些美孩子都很自信，教他们打球，都抢着做示范，都觉得自己能示范得最好，表演慾极强，没有一点自卑感，玩起来很投入，很有趣。孩子们问我一些当运动员的会，我也讲讲我当年的训练生活，他们不可理解：怎么可以这样苦？！
每次夏令营结束，夏令营的组织者都要让大家聚一聚，而所谓的“聚”，每个人自己出钱，一块儿去附近的餐馆吃一顿饭。这样吃一顿，相当于我们在北京的一个月工资，我心里很舍不得，有时就找借口推托。
初到美，郎平的确很穷，白天读书时的那顿午饭，她不舍得去学校食堂或麦当劳吃一份快餐，她自己做三明治带饭，去超市买点沙拉酱、洋白菜、西红柿、火，再买两叠面包一夹，这样，花五六个美元，一顿快餐的钱，他们俩可以吃一个星期。但吃到后来，见三明治她就想吐。
第一次回，和女排老队员一起去哈尔滨市打一场表演赛，她的那些老队友，大都是长、主任级干部，郎平还是个穷学生，她玩笑地称自己是“际农民”。不过，这个“际农民”不仅以560分的托福成绩通过了语言关，而且，经过严格的考试成为新墨西哥大学育管理专业的研究生。1989年9月，她去意大利甲a排球俱乐部摩德纳队打主力，她是意大利排坛第一个中队员，又是第一个以世界冠军队员的资格去那里打球的运动员，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必须勤工俭学给自己挣学费，更重要的是，这对我们中运动员的价值是一种证明。”
我们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到意大利一下飞机我换上运动服就去训练场，由于签证的关系，我到晚了，我更得加紧训练做弥补，毕竟拿了人家挺高的工资，我得好好干。一种雇佣和被雇佣感觉很明确，不是在中，打球是为家争光，“五连冠”打下来，我只拿过一次“巨额奖金”一万元。那时候，很了不得了，万元户啊！每次出比赛，我们的零花钱是15美元，谁都不舍得花，一点点攒着，攒到一定数目，我给家里买了一台彩电。（十八
所以，俱乐部老板高薪聘用我，也让我兴奋，这样，再回美读书，我们可以租一套房子，不用再麻烦劳尔了。虽然，住劳尔的房子，我们象征地付一点房租，只是意思意思，花钱不多，但毕竟是别人的家，又是美朋友的家，在文化上、生活习惯上毕竟有很大差异，吃饭，他们也不起油锅，我们当然客随主便，但总是不太适应，不像在自己家可以很随便，了鞋想扔哪儿扔哪儿。
生活不独立，感觉便不完整。
所以，去摩德纳打球，拿了人家的钱，我得知恩图报，要让那个队在意大利打出好成绩。结果，第一天训练，活动得太猛，没控制好，再加上旅途疲劳，就把肌肉拉伤了，伤了也不好意思说，轻伤不下火线。第二天比赛，照打不误，我用一条半在那儿跳，3：0就把对方拿下来了，对方还是意大利一支挺强的队。真的，我的技术炉火纯青，不是说大话，我用一条都能赢她们，在中女排，在袁指导手下，那些日日夜夜的训练，练成的是真功夫。那时候我们出比赛，坐飞机的时间稍微长一些，袁指导都不放过我们，让我们到机舱后面练蹲，就是那句口号：只争朝夕。大强度的训练，我们这些女排队员个个都是“伤痕累累”，但我们谁都不埋怨，拿了冠军，痛痛快快、高高兴兴地流一通眼泪，再苦再累，都被成功和眼泪冲刷了，那时候，凑齐这样一拨人，心特齐，又是那样一种大环境，球运很好。
而意大利这些打球的女孩子，和中的、古巴的运动员不同，她们有很大的依赖，我一上场，她们就来劲，有主心骨了，哪怕我打得不怎么好，她们也来劲，可是，我只要一不上场，她们立刻没斗志了。而且，她们的情非常直爽，比赛输了，她们会沮丧到极点，干什么都没心思了，打赢了就高兴，一高兴，恨不得把心窝都掏给你，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意大利人还有个特点，如果他觉得别人确实比他强，他就没一点争强好胜的干劲了，我老说她们没出息。其实，摩德纳队只有一个对手，意大利冠军队，那个队家队运动员很多，还有两个外籍球员。所以，和这样的意大利球员一起打球，我的作用更加显然，一路打下来，摩德纳队的积分第一。但是，我的很不争气，赛季打到一半，我的右膝关节严重受伤，同时又崴了脚，不得不动手术，医生关照，必须休息一个月。
我心里又着急又难过，这样，我等于要缺席四场球，结果，这四场球全输了，我就要看老板的脸，他一见我，总是这句话：“你的膝关节怎么样？”而他的表情是在说：“你的膝关节怎么还不好？”我当然理解老板的心情，俱乐部是靠赢球才生存的。我每天一看老板的脸就知道是赢球了还是输球了，他的脸像天气预报。而且，一输球，老板不高兴了，工资拖着不发，从10号拖到20号，你还不能催，但心里又明白就是因为球没打好，对于我来说，就是因为你病假不上球场。还好，我的合同上写着，受伤了要保证治疗、保证发工资，老板就是再拖十天八天，最后还得付。可是，拿这样的钱，心情特别复杂，我在家养伤，心里也急啊，拿了人家的钱还不能上场打球，能心安理得吗？后来，我没等伤好利索，就咬牙上场，让朋友从美给我寄来止疼片，先吞下四片再上场。有一阵，软骨碎了，小碎片就在关节里跑，又卡在了骨缝里，疼啊，刺激骨膜出，四周都是积液，膝盖肿得厉害，根本弯不了，比赛前，先让医生把积液抽出来，打完比赛再抽，没办法，多痛苦、多麻烦，我也得坚持，已经歇了一个月，很过意不去了，你拿人家的钱，你又需要钱，干不了也得干，我真是卖命地打。这是一种全新的感受，是我生平第一次为钱打球。
我的膝盖还算争气。1989－……
[续郎平自传上一小节]1990赛季的意大利杯决赛，我们摩德纳队拿了意大利杯赛的冠军，这是摩德纳队有史以来第一次坐上冠军的宝座，我被评为这个赛季锦标赛和意大利杯赛的最佳运动员，老板给了奖金。当地的报纸，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关于我的报道，他们给我的评价是：中的马拉多纳。那个时候，马拉多纳也正好在意大利踢球。
在意大利的第二年，我本想转队，但摩德纳队挽留我，老板还给我长了工资，我心软了，我这个人比较讲义气。可是，第二年的比赛更加艰苦，这个队几乎靠我一个人在打，我不得不全力地打，打得过猛，第二次受伤，而且，伤得越加严重，医生开出的病假是两个月，有八场球不能打，我养伤在家，心里却负疚，坐卧不宁，深感健康的重要：挣钱差不多就行了，一个人不能为钱丧失一切。我决定结束“挣学费”的打球生活，再回美。我的签证因为这段工作经历，变为“工作签证”，在美可以办绿卡了。
我干任何事情，我要作哪些牺牲，事先我都要想通了。我总觉得，搞我们这一行，就是世界尖端，世界尖端的东西，必须得舍掉些什么。如果，我认为情、友情、金钱对于我很重要，我就不干排球。我选择干，必须把这些全放下。我回来接手女排，放弃合同，放弃家庭，放弃女儿，放弃朋友，一定要放掉的，我想好了才回来干的。我知道一旦回来，又回到从前，就是排球，三点一线：育馆———食堂———宿舍，哪儿也别想去，等于没有生活。
这种“等于没有生活”的生活，在郎平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时候去经历、去承受，似乎还不是太困难，因为，在那个年代，大的环境是这样，大部分人的生活也这样单调和艰苦。但是，郎平回执教是1995年，她在美，已经有过一幢三百多平方米、两个院子的房子，而回到家训练局，她这个主教练的宿舍和女排队员一样，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小屋里一张单人的、矮矮的小铁，家训练局运动员的洗澡房，竟然比一般工厂的浴室还简陋：外间有一排放服、放鞋子的铁架，而里间的淋浴设备，就是一圈管上装着一个个龙头。
郎平早有思想准备，回来就是“回到最初当运动员的生活”。她最初拿到的一套两室的房子，就是她当运动员时北京市委奖励她的，那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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