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某些办法对冰雪着色，使冰雪在日光下融解，就有可能使北极在某一个夏季消除积冰；这样的一个年头就可能打破原来的平衡，永远改变北半球的气候。类似的巨大任务是对海洋、沙漠及地下热加以利用。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任务。人类社会或由之产生的任何社会，如果想要逃脱不可避免的地质灾变或宇宙灾变带来的彻底毁灭，就必须找到逃离地球的方法。不论在目前看来宇宙航行是多么具有空想性质，它的发展却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即令人类可能在几百万年后才用得着它。在发展中的人类面前，必定还有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其他必要任务，科学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必将发挥应有的作用。
是帮助科学完成其使命还是给科学泼冷水？
可是科学所提供的新生活的前景和新的活动的可能性，再也不能象罗吉尔·培根时代到h．g．韦尔斯早年时代那样引起人们的极大热情了。在文学界，甚至在科学界中常见的这种保留态度，部分地是由于人们对迄今科学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失望，部分是由于人们没有认识到科学中人道的和富于诗意的因素，部分地则是由于人们完全不能设想同今天的生活方式大不相同的生活方式。
在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下，这种保留态度完全是有理由的。正由于过去成功地把科学应用于工业，我们才陷于这一个境地：战争和经济危机不但不是遥远的偶然事件，反而成为家常便饭。在现有经济制度下，如果科学朝这个方向进一步发展，这种结局就更加肯定而且有更大的破坏性。因此，无怪乎科学家自己和普通大众对整个科学应用于工业的前景没有多大热情，虽然他们并不反对科学带来的某些小的便利。科学应用于工业的前景恰恰有力说明，目前的状态极其不合理。这说明人们在技术上完全有可能妥善安排生活，而不必有目前的生活的大多数危险和许多不便。这种生活能把人类解放出来以从事新的和预见不到的任务。在这些更大的可能性对比之下，那些仅仅比照过去看今天的人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目前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混乱和衰败程度。
但是，一但我们承认有可能而且事实上还有必要建立一种能够实现这些可能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种反对发展和应用科学的论点就站不住脚了。因此，为了人类利益，也为了科学本身的利益，我们必须努力去促进这个制度的建立。
抛弃乌托邦
人们所以反对科学的发展和应用，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他们不愿意把一个科学管理的世界看作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这种态度归根到底是一种感情用事的反应，是一种渴望过比较简朴的生活而不理解那种生活的艰难困苦的幻想，也是看到比较幸运的阶级的景况而产生的一种错觉。这种态度流行于文学界是不足为怪的。它出现于e．m．福斯特的《机器停了》或者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崭新的世界》等著作中。不过这种态度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乌托邦作家们没有能描绘出令人信服的或者引人入胜的境界。以h．g．韦尔斯为杰出代表的乌托邦作家们象批评他们的反动评论家一样，都是目前现状的受害者。他们的描绘所以不能令人信服，主要是因为他们不理解社会力量，仅仅按照现状设想物质上和生物学上的发展。除了象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中描写的那种只有情操细节没有别的内容的富于诗意的幻想之外，所有的乌托邦都有两种令人厌恶的特征：由于组织完善而缺乏自由以及相应地无所作为。评论家们感到，做一个现代乌托邦的公民，便是自生至死都得到妥善的照顾，不需要做任何困难或费力的事情。乌托邦国民尽管身体健康、一表堂堂、和蔼可親，却似乎太象机器人和道学先生了。平心而论，如果这便是将来所能提供的一切的话，那就似乎不值得牺牲目前这么多东西了。
新的文明：自由和斗争
无论如何，要使现在的人接受新文明中的人物是很困难的；由于人们对未来的人作了根本错误的描述，人们就更其难以接受了。一种建立在传统技术基础上的社会生活和一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巨大变化（我们正看到这种变化的开端）自然要反映在对自由所持的完全不同的态度上。十九世纪的自由仅是一种虚假的事物。在这种自由中完全没有对必然性的认识。这种自由的基础在于通过市场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按照自由主义的理论，一切人对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应该有自由处置之权，无论是买也好卖也好、工作也好不工作也好。其实，他们都得服从铁的经济学法则：这些法则是由社会形成的；但却被当做自然法则，因为人们不理解它们。在一个一体化的自觉的社会里，这种自由观一定要被另一种自由观所取代——自由是对于必然性的认识，每一个人只要认识到自己正在一项共同的事业中发挥一种自觉的和确定的作用，他就是自由的。
我们极难理解和欣赏这种自由；事实上，只有当我们生活在这种自由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充分理解它。我们时代的可怕的斗争和苦难主要是由于人类迟迟难以学会运用自己的新力量。这些力量和以往一样仍然是个人的力量，不过到那时个人将自觉地同社会一起表示自己的意见，而不是象目前那样不自觉地通过社会来表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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