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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可以假定：总的说来，整个社会由于科学迅速发展得到的好处足以弥补其所造成的损害。不过社会并没有自觉地设法调节变革速度，使损益的净差额达到最适宜的程度。”——《社会调整的科学》，第45页。
如果在一个合理的经济制度中，通过有条不紊地采用新生产方法——或许通过使用在下一章提出的某些办法——来明智地处理这个问题，那么技术改进引起的失业就可能完全消除。设备废弃费用也是这样。它主要是为新生产方法筹措经费和引进新生产方法的混乱办法造成的。这些办法并不是无法改变的，不过斯坦普勋爵和一些最保守的经济学家们却似乎认为：这些办法是不可改变的：
“科学家往往以这样的态度来看待实际应用的问题：
仿佛为了社会利益应该加以考虑的唯一因素就是尽快地加以应用。他们把垄断组织或统一经理部由于地位不同而可以‘阻挠’新发明的应用看作是对科学的摧残。所以有人说：‘设备废弃的危险是科学获得根本性应用的巨大阻力。大企业对生产结构往往持过于僵硬的态度’。假如所说的废弃是成本的一个实际因素，不论是什么形态的社会，即使个人‘利润’刺激力已不复起作用，人们在计算过渡费用时也会把它考虑在内。用拐带方法是不可能把它拐走的。”——《社会调整的科学》，第42—43页。
除了改变经济因素之外，有两个技术措施可以大有助于把废其费用“拐走”而又不至于妨碍新发明的应用。一个办法是建立保育工厂或试验工厂，来发展生产革新项目，直到能将其投入正式生产的阶段为止；另一个办法是有意识地灵活地设计工业设备，以便在资本损失最小的情况下进行改建。我们将在第十及第十二章中讨论这些问题。甚至科学的最危险的敌人也无法把目前社会制度在经济上的不稳定直接归因于科学。不过他们的攻击中也包含一点真理。那就是：现行经济制度和科学进步不能再并肩前进多久了。要末把科学加以扼杀、使现行制度本身在战争和野蛮状态中消灭，要末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让科学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
不可能做到富足
保守派经济学家的根本性的理由是：科学成果的应用看来可以带来的福利只是空想；虽然在技术上可以做到这一点，它却受到了科学家所不容易看出的经济和政治原因的阻挠：
“科学家认为，如果有一种社会能更加迅速理解科学的好处、更乐于提供所需的资本、更乐于为脱节现象付出任何代价，因而更乐于调整社会结构，那里就有极其巨大的潜力等待着人们加以采纳以造福于人类。我们可以为这些潜力列出一张长长的清单。无疑，只要社会有进行改革的思想准备，它就会更加迅速地进展。不过，采纳人们决定要采纳的各种东西的不同方法之间是有真正区别的，而且还有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更加彻底的采纳问题。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缓和目前技术革新数量的冲击力，我们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应付更大的数量或更快的速度。除非大部分科学发现同利润动机不相冲突，值得人家费心把它们供应给社会，或者除非社会有了足够的科学头脑，愿意把这种特殊的需求包括在一般商业需求之内，或者用它来代替其他需求，否则一切都会照旧不变——潜力永远不能成为现实。……
科学家清楚地看到：要是政治家更明智一些、要是商人更无私一些，而且有更大的社会责任感、要是政府更大胆、更有远见而且更有灵活性，我们的知识就能更为彻底，而且能迅速地用来大大提高生活和健康标准——这样就能够避免科研与应用之间的巨大时间差距，我们就能为社会目的而工作。朱利安·赫胥黎博士说过：
这就意味着‘用对社会负责的机构来代替目前对社会不负责的金融控制势力’。这显然也需要大大改变社会结构和目标以及它的成员的职业和先入之见。……
可以设想，有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组织形式，就能够排除某些失调现象，即由于采用新发明的风险和好处不是由同一人承受而产生的失调现象，而且能够在顾及投入的资本、技术和当地利益的情况下，研究出理论公式来确定吸收科学发明的最有利的速度。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需要有tourdeeorcc（高超的）想象力，才能设想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可以发挥作用，而又不致于严重影响经济进步的主要特征：即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作出个人选择；而且还需要有同样高超的观点，假定社会组织形式和政治家的智慧都可以达到完善的境地。不过在唯一能使科学发现其充分作用的国际关系和对外贸易范畴内，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则要求产品的产量远远高于目前能够达到的水平。”——《社会调整的科学》，第48—52页。
用这些论点来论证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达到富足，也许是没有争论余地的，不过如果用这些论点来论证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富足的话，那么，苏联的实际经验就早已驳倒了这些论点。上述的种种困难也许使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很好地或马上起作用，但是它是能够起作用的，而且的的确确在起作用。斯坦普勋爵认为通过科学成果的应用不可能做到富足的基本论点是：有效的需求不会大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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