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几十年中，帝国的宗教上有一个最重大的变化，就是“以孝治天下”的观念成为国教的一部分。汉帝国的创立者多是无赖粗人，其中虽有天才的领袖，但知道历史掌故制度的人却不多。在这个当儿，叔孙通便成了一个极有用的人才。叔孙通制定了汉帝国的朝仪，又制定了宗庙仪法；他是孝慈帝的师傅，孝惠帝特别请他专管先帝园陵寝庙的事，故他所定的宗庙仪法和改定的汉朝‘赠仪法”，很含有儒家伦理的色彩。他的朝仅是“群上下，定民志”的制度，而他的宗庙议法是“以孝治天下”的制度。如皇帝说法上加一个“孝”字，大概即是叔孙通的创制。《汉书》六八《霍光传》说，霍光召丞相御史将军列候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昌邑王的事，
田延年前离席按剑曰，“……汉之传说，常为‘孝’者，以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
溢法用“孝”字的意义，只在这里有明文。《史记》说：
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太后所居），及间往，数绝须民（释是清道止人行），乃作复遭，方筑武库南。叔别、生奏事，团访间，曰：“陛下何自筑复遭？高寝衣冠月出游离庙，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田注：位输黄图》，高寝在商店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寝，月出游于高庙，其道值所作复道，放言乘宗庙道上行。）孝慈帝大惧曰，“急坏之。”叔别、生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产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上乃诏有司立原庙。原庙起以复道教。
孝慈帝曾春出游离宫，叔别、生日，“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熟，愿陛下出，国取樱桃献宗庙。”上许之。诸果献由此兴。以史记地九，利汉书油三。）
这都是这位“汉家德宗”建立的“孝”的宗教的内容的一斑。
这个孝的宗教在汉朝很有势力。如袁盎说汉文帝之孝：
陛下居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汤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过曾参孝远矣。（《史记》一o一）
三年目不交睫，这是绝不可能的事。但在这段谈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已有曾参等孝子的故事在社会上作“孝的宗教”的宣传品，略如后世的“二十四孝”故事。我们看后世出上的汉人坟墓里有曾参等孝子故事的壁画，也可以见当日孝的宗教的流行。
孝的宗教包括养生送死的种种仪节，在汉朝都渐渐成为公认的制度。如丧服一项，在古代本无定制。三年之丧只是儒家的创制；孔子的弟子宰我便有反对的言论（《论语》十七）；墨家很明白的说三年之丧是儒者之礼仪墨子·非儒》篇）；孟子劝胜文公行三年之夜，股国的父兄百官皆不赞成，说“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但儒家的宗教传到的地方，三年之丧渐有人行。这是儒教的一种宗教仪式，还不能行于儒家以外的人家。《淮南·齐俗训》说：
夫三年之丧，是强人所不及而以伪埔情也。三月之服，是绝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终始，而务以行相反之制。
可见淮南王时代的人都知道三年之丧是儒家的服制，三月之服是墨者的服制。汉文帝虽是个孝子，他的窦后却是个道家信徒，大概很能明白叔孙通所定丧礼有种种不近人情地方，故文帝遗诏说：
联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为甚哀？当分之时，世成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
这可见其时在儒生所定的国丧礼制上已有“重服”的规定了。遗诏又说：
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分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扫，以重吾不德也。
在这几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叔孙通所定的“宗庙仪法”的野蛮不近人情。叔孙通已把儒家的丧礼定为国教了。汉文帝、窦后等决心反抗，取消旧制中一切最不合理的办法：
今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婦嫁女，词祝，饮酒食肉者。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秩；经带无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人男女哭临宫殿。
这里面所谓“毋”的，都是叔孙通的野蛮仪法的内容。遗诏又规定短丧之制：
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十五举声，礼毕罢。……已下（枢已下葬），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红是以红为领队。纤是细布衣。此制共服三十六日。）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从事。
这个三十六日的服制真是一大改革。以后更垂为定制。耀光传》记昌邑王居丧时的罪过，也只说他：
居道上不素食；……始至谒见，常私买雞豚食；……大行在前殿，击鼓歌吹作排倡；会下（下葬）还，上前殿，击钟磐，鼓吹歌舞，悉奏众乐。……诏太官上乘舆食如故。食监奏，未释服，未可御故食。复诏太官趣具，无关食监。太官不敢具，即使从官出买雞豚，诏殿fi内（纳）以为常。
昌邑王立仅二十七日，故未满三十六日释服之期。三十六日之后，此种限制都可免除了。
至于私家服制，也绝少行三年之丧的。公孙弘的后母死，他服丧三年（位挪—一二，椒书江八），这是儒生自行其教，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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