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其不善者恶之。”
这就是《论语》说的“君子和而不同”；也就是《中庸》说的“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这才是孔子要提倡的那种弘毅的新儒行。
《礼记》里有棉行卜篇，记孔子答鲁哀公问棉行》的话，其著作年代已不可考，但其中说儒服是鲁来的乡服，可知作者去古尚未远，大概是战国早期的儒家著作的一种。此篇列举《儒行计六节，其中有一节云：
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设如伪；大则如威（畏），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运也，粥粥若无能也。
这还是儒柔的本色。又一节云：
懦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人之以和为贵，……举贤而客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考。
这也还近于儒柔之义。但此外十几节，如云，
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
非时不见，非义不合。
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过失可微辞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竞信（伸）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患难相死也，久相待也，远相致也。
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
破厉廉隅。虽分国，如辎妹。……其规为有如此者。
这就都是超过那柔顺的儒风，建立那刚毅威严，特立独行的新儒行了。
以上述孔子改造的新儒行：他把那有部落性的殷儒扩大到那“仁以为己任”的新儒；他把那亡国遗民的柔顺取容的殷儒抬高到那弘毅进取的新儒。这真是“振衰而起儒”的大事业。
我们现在可以谈谈“儒”与“道”的历史关系了。同时也可以谈谈孔子与老子的历史关系了。
“道家”一个名词不见于先秦古书中，在《史记》的《陈平世家》《魏其武安俱列传》《太史公自序》里，我们第一次见着“道家”一个名词。司马谈父子所谓“道家”，乃是一个“因隂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混合学派。因为是个混合折衷的学派，他的起源当然最晚，约在战国的最后期与秦汉之间。这是毫无可疑的历史事实。（我别有论“道家”的专文）
最可注意的是秦以前论学术派别的，没有一个人提到那个与德墨对立的“道家”。孟于在战国后期论当时的学派，只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标必归于儒”。韩非死在秦始皇时，他也只说“世之显学，儒墨也”。
那么，儒墨两家之外，那极端倾向个人主义的杨朱可以算是自成一派，其余的许多思想家，——老子，在周，慎到，田骄，骏衍等，────——如何分类呢？
依我的看法，这些思想家都应该归在儒墨两大系之下。
宋任、尹文、惠施、公孙龙一些人都应该归于“墨者”一个大系之下。宋任（宋针）、尹文主张“见海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他们正是墨教的信徒。这是显而易见的。惠施主张“泛爱万物”，又主张齐梁两国相推为王，以维持中原的和平；公孙龙到处劝各国‘堰兵”，这也是墨教的遗风。至于他们的名学和墨家的名学也有明显的渊源关系，那更是容易看出的。
其余的许多思想家，无论是齐鲁儒生，或是燕齐方士，在先秦时代总称为“儒”，都属于“儒者”的一大系。所以齐宣王招致稷下先生无数，而《盐铁论》泛称为“诸儒”；所以秦始皇坑杀术上，而世人说他“坑儒”。脏子·说剑》篇（伪书）也有庄子儒服而见赵王的传说。
老子也是儒。儒的本义为柔，而《老子》书中的教义正是一种“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柔道。“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放天下莫与之争”，“报怨以德”，“强梁者不得其死”，“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这都是最极端的“犯而不校”的人生观。如果“儒，柔也”的古训是有历史意义的，那么，老子的教义正代表儒的古义。
我们试回想到前八世纪的正考父的鼎铭，回想到《周易》里“谦”“损”“坎”“粪”等等教人柔逊的卦交词，回想到曾子说的“昔者吾友尝从事”的“犯而不校”，回想到低语》里讨论的“以德报怨”的问题，——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柔逊谦卑的人生观正是古来的正宗儒行。孔子早年也从这个正宗儒学里淘炼出来，所以曾子说：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后来孔子渐渐超过了这个正统遗风，建立了那刚毅弘大的新儒行，就自成一种新气象。《论语》说：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
于日：“何以报援？——以直很想，以德报德。”
这里“或人”提出的论点，也许就是老子的“报怨以德”，也许只是那个柔道遗风里的一句古训。这种柔道，比“不报无道”更进一层，自有大过人处，自有最能感人的魔力，因为这种人生观的基础是一种大过人的宗教信心，——深信一个“无力而无不为”“不争而善股”的无道。但孔子已跳过了这种“过情”的境界，知道这种违反人情的极端教义是不足为训的，所以他极力回到那平实中庸的新教义：“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这种讨论可以证明孔子之时确有那种过情的柔道人生观。信《老子》之书者，可以认为当时已有《老子》之书或老子之教的证据。即有尚怀疑《老子》之书者，他们老平心想想，也决不能否认当时实有“犯而不校”的柔道，又实有“以德报怨”的更透进一层的柔道。如果连这种重要证据都要抹煞，硬说今本《老子》里的柔道哲学乃是战国末年世故已深时来研、尹文的思想的余波，那种人的固执是可以惊异的，他们的理解是不足取法的。
还有那个孔子问礼于老聘的传说，向来怀疑的人都学韩愈的看法，说这是老子一派的人要自尊其学，所以捏造‘＊子，吾师之弟子也”的传说。《通论》论《曾子问卜》篇，说，“此为老庄之徒所作无疑”。）现在依我们的新看法，这个古传说正可以证明老子是个“老儒”，是一个殷商老派的儒。
关于孔子见老子的传说，约有几组材料的来源：
一、《礼记》的《俗子问》篇，孔子述老聘沦丧礼四事。
二、《史记·孔子世家》记南官敬叔与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一段。
三、《史记·老在申韩列传》，“孔于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于日……”一段
四、《庄子》所记各段。
我们若依这个次序比较这四组的材料，可以看见一个最可玩味的现象，就是老子的人格的骤变，从一个最拘谨的丧礼大师，变到一个最恣肆无礼的出世仙人。最可注意的是《史记》两记此事，在、《孔子世家》里老子还是一个很谦恭的柔道学者，而在《老子列传》里他就变做一个盛气拒人的狂士了。这个现象，其实不难说明。老子的人格变化只代表各时期的人对于老子的看法不同。作路子问的人绝对不曾梦见几百年后的人会把老耿变成一个谩骂无礼的狂士，所以他只简单的记了老脱对于丧礼的几条意见。这个看法当然是最早的；因为，如果《曾子问》真是后世“老庄之徒所作”，请问，这班“老庄之徒”为什么要把老子写成这样一个拘谨的丧礼专门大师呢？若如姚际恒所说，《曾子问》全书是“老庄之徒所作无疑”，那么，这班“老庄之徒”捏造了这五十条丧礼节目的讨论，揷入了四条老响的意见，结果反把老脱变成了一个儒家丧礼的大师，这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大笨事吗？——这类的说法既说不通了，我们只能承认那作赌子问》的人生在一个较早的时期，只知道老子是一位丧礼大师，所以他老老实实的传述了孔子称引老聃的丧礼意见。这是老孔没有分家的时代的老子。
司马迁的《孔子世家》是《史记》里最谨慎的一篇，所以这一篇记孔子和老子的关系也还和那最早的传说相去不远：
（孔子）运周问利，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日：‘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予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这时代的人已不信老于是个古礼专家了，所以司马迁说“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这已是很怀疑的口气了。但他在这一篇只采用了这一段临别赠言，这一段话还把老子看作一个柔道老儒，还不是更晚的传说中的老子。
到了《老在列传》里，就大不同了！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
这就是说，孔子“将”要问礼，就碰了一个大钉子，开不得口。这就近于后世传说中的老子了。
至于《庄子列子》书中所记孔子见老子的话，离最古的传说更远，其捏造的时代更晚，更不用说了。如果老子真是那样一个假傲谩骂的人，而孔子却要借车借马远道去“问礼”，他去碰钉子挨骂，岂非活该！
总之，我们分析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传说，剥除了后起的粉饰，可以看出几个要点：
一、古传说认老子为一个知礼的大师。这是问礼故事的中心，不可忽视。
二、古传说记载老子是一位丧礼的专家。路子问》记孔子述他的礼论四条，其第二条最可注意：
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胁助葬于巷党人堆，日有食之，老路四：“丘止框就遭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反葬而丘问之曰：“夫拒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迟数，则岂如行哉？”老路口：“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拒不蚤出，不莫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平？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親后患。”吾闻诸老聆云。
这种议论，有何必要而须造出一个老师的权威来作证？岂非因为老胞本是一位丧礼的权威，所以有引他的必要吗？
三法传说里，老子是周室的一个“史”：始子列传》说他是“周守藏室之史”，《张汤列传》说他是“柱下史”。史是宗教的官，也需要知礼的人。
四、古传说又说他在周，成周本是殷商旧地，遗民所居。（古传说又说他师事商客，——一作常抓，汪中说为一人——可见古说总把他和殷商文化连在一块，不但那柔道的人生观一项而已。）
这样看来，我们更可以明白老子是那正宗老儒的一个重要代表了。
聪明的汪中（《述学》补遗，《老子考异》）也承认《曾子问》里的老胞是“孔子之所从学者，可信也”。但他终不能解决下面的疑惑：
夫助草而遇日食，然且以见星为嫌，止枢以听变，其谨于礼也如是。至其书则回“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下殇之葬，称引周、召、文佚，其尊信前哲也如是（此一条也见帽子问》）。而其书则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彼此乖违甚矣。故郑注谓“古寿考者之称”，黄东刎日钞》亦疑之，而皆无以辅其说。（汪中列举三疑，其他二事不关重要，今不论。）
博学的汪中误记了胜子》伪书里的一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硬说是《老子》里的赃物！我们不能不替老子喊一声冤枉。《老子》书里处处抬高“圣人”作个理想境界，全书具在，可以覆勘。所以汪中举出的两项“乖违”，其一项已不能成立了。其他一项，“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正是深知礼制的人的自然的反动，本来也没有可疑之处。博学的汪中不记得《论语》里的同样主张吗？孔子也说过：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又说过：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论语》又有两条讨论“礼之本”的话：
林放问利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成”（说详上文第三章）
于夏问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平？”子曰：“启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檀弓》述子路引孔子的话，也说：
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孔，与其敬不足而和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
这样的话，都明明的说还有比“礼”更为根本的在，明明的说礼是次要的（《礼后》），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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