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狭义的“儒”。这虽是太炎先生的创说，在大体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论语》记孔子对他的弟子说：
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
这可见当孔子的时候，“儒”的流品是很杂的，有君子的儒，也有小人的儒。向来的人多蔽于成见，不能推想这句话的涵义。若依章太炎的说法，当孔子以前已有那些广义的儒，这句话就很明白了。
但太炎先生的说法，现在看来，也还有可以修正补充之处。他的最大弱点在于那“类名”的儒（其实那术士通称的“儒”才是类名）。他在那最广义的儒之下，另立一类“六艺之人”的儒。此说的根据只有《周礼》的两条郑玄注。无论《周礼》是否可信，《周礼》本文只是一句“儒以道得民”和一句“联师儒”，这里并没有儒字的定义。郑玄注里说儒是“有六艺以教民者”，这只是一个东汉晚年的学者的说法，我们不能因此就相信古代（周初）真有那专习六艺的儒。何况《周礼》本身就很可疑呢？
太炎先生说“儒之名于古通为术土”，此说目无可疑。但他所引证都是秦汉的材料，还不曾说明这个广义的儒究竟起于什么时代，他们的来历是什么，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同那狭义的孔门的儒有何历史的关系，他们同春秋战国之间的许多思想潮流又有何历史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免都感觉不满足。
若如太炎先生的说法，广义的儒变到狭义的儒，只是因为“周之衰，保氏失其守”，故书算射御都不从儒者传授出来，而孔子也只好“自诡鄙事，言君子不多能，为当世名上显人隐讳”。这种说法，很难使我们满意。如果《周礼》本不可信，如果“保氏”之富本来就是一种乌托邦的制度，这种历史的解释就完全站不住了。
太炎先生又有《原道》三篇，其上篇之未有注语云：
儒家、法家皆出于道，道则非出于儒也。
若依此说，儒家不过是道家的一个分派，那么，“儒”还够不上一个“类名”，更够不上“达名”了。老说这里的“儒”只是那狭义的私名的儒，那么，那个做儒法的共同源头的“道”和那最广义的“儒”可有什么历史关系没有呢？太炎先生说，“儒法者流削小老氏以为省”以原道上》），他的证据只有一句话：
孔父受业于征藏史，韩非传其书。（《原道上》）
姑且假定这个渊源可信，我们也还要问：那位征藏史（老路）同那广义的“儒”又有什么历史关系没有呢？
为要补充引申章先生的说法，我现今提出这篇尝试的研究。
“儒”的名称，最初见于《论语民子说的
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
我在上文已说过，这句话使我们明白当孔子时已有很多的儒，有君子，有小人，流品已很杂了。我们要研究这些儒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先看看“儒”字的古义。《说文》：
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
术上是有方术的人；但为什么“儒”字有“柔”的意义呢？“需”字古与“奥”相通；《广雅·释治》：“奥，弱也。”耍即是今“轿”字，也写作“软”字。“需”字也有柔软之意；《考工记》：“革，慾其条白而疾院之，则坚；慾其柔滑而胆脂之，则需。”郑注云：“故书，需作制。郑司农云，儒读为柔需之需，谓厚脂之韦革柔需。”’《考工记》又云：“厚其错则木坚，薄其银则需。”此两处，“需”皆与“坚”对举，需即是柔类之要。柔软之需，引伸又有迟缓儒滞之意。《周易·家传》：“需，须也。”《杂卦传》：“需，不过也。”《周易》“泽上于天”（三三）为失，而“云上于天”（王三）为需；央是已下雨了，故为决断之象，而需是密云未雨，故为迟待疑滞之象。《左传》哀六年：“需，事之下也。”又哀十四年：“需，事之贼也。”
凡从需之字，大都有柔弱或儒滞之义。“懦，弱也。”“孺，rǔ子也。”“懦，驾弱者也。”（皆见《说文人人孟子赚“是何德滞也”。凡从要之字，皆有弱义。“唾，弱也’＊说文》）；段玉裁说顿即是儒字。稻之软而粘者为“涵”，即今糯米的的糯字。《广雅·释估》：“须，弱也。”大概古时“需”与“耍”是同一个字，古青同读如湾，或如糯。朱骏声把从奥之字归入“乾”韵，从“需”之字归入“需”韵，似是后起的区别。
“儒”字从需而训柔，似非无故。《墨于·公孟》篇说：
公孟子戴章甫，借忽，懦服而以见于墨子。
又说：“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
又忙f儒》将说：
儒者四，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
《苟子·儒效》篇说：
逢衣成带（《韩诗外传》作“博带”），解果其冠，……是俗儒者也。
大概最古的儒，有特别的衣冠，其制度出于古代（说详下），而其形式——逢农，傅带，高冠，授编——表出一种文弱迂缓的神气，故有“儒”之名。
所以“儒”的第一义是一种穿戴古衣冠，外貌表示文弱迂缓的人。
从古书所记的儒的衣冠上，我们又可以推测到儒的历史的来历。《墨子》书中说当时的“儒”自称他们的衣冠为“古服”。周时所谓“古”，当然是指那被征服的殷朝了。试以“章甫之冠”证之。《士冠礼记》云：
章甫，殷道也。
《礼记儒行》篇记孔子对鲁哀公说：
立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懦服。
孔子的祖先是家人，是殷王室的后裔，所以他临死时还自称为“殷人”（则檀引）。他生在鲁国，生于殷人的家庭，长大时还回到他的故国去住过一个时期（位记阿l子世家》不记他早年居宋的事。但《儒行》篇所说无作伪之动机，似可信人他是有历史眼光的人，他懂得当时所谓“儒服”其实不过是他的民族和他的故国的服制。儒服只是殷服，所以他只承认那是他的“乡”服，而不是什么特别的儒服。
从儒服是殷服的线索上，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想：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他们穿戴股的古衣冠，习行殷的古礼。这是儒的第二个古义。
我们必须明白，殷商的文化的中心虽在今之河南，——周之宋卫（卫即殷字，古读殷如衣，挪韦古音皆如衣，即殷字）——而东部的齐鲁皆是殷文化所被，殷民族所居。《左传》以晏子春秋》外篇同）昭公二十年，晏婴对齐侯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激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依《汉书·地理志》及杜预《左传注》，有逢伯陵是殷初诸侯，蒲姑氏（椒书》作薄姑氏）是殷周之间的诸侯。鲁也是殷人旧地。《左传》昭公九年，周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日：“……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孔颖达《正义》引服虔回：“蒲姑，齐也；商奄，鲁也。”又定公四年，卫候使祝怕私于芙弘日：“……着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满，封父之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丑，众也），以法则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士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食，而封于少辎之应。”这可见鲁的地是商奄旧地，而又有新徙来的殷民六族。所以鲁有许多殷人遗俗，如“毫社”之把，屡见于《春秋》。傅斯年先生前几年作《周东封与殷遗民》（附录）一文，证明鲁“为殷遗民之国”。他说：
按秋阳《左传贿所谓“毫社”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毫社”屡见于格秋经》。以那样一个简略的二百四十年间之“断烂朝报”，所记皆是戎机会盟之大事，而是社独占一位置，则是社在普之重要可知。且《春秋》记“毫社（松羊阶蒲社）灾”在哀公四年，去殷商之亡已六百余年（姑据牺鉴外纪》），…·，·是社犹有作用，是甚可注意之事实。且《左传》所记是社，有两事尤关重要。哀七年，“以胡子益来，献于是社。”……、郑于般为东夷，此等献俘，当与宋襄公“用部子于次难之社，慾以属东夷”一样，周人馆殷鬼而已。又定六年，“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是社。”这真清清楚楚指示我们：普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国民是殷人。殷亡六七百年后之情形尚如此！
傅先生此论，我认为是最有见地的论断。
从周初到春秋时代，都是殷文化与周文化对峙而没有完全同化的时代。最初是殷民族仇视那新平定殷朝的西来民族，所以有武庚的事件，在那事件之中，东部的薄姑与商奄都加入合作。《汉书·地理志》说：
齐地，……汤时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蒲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以史记·周本细也说：“东代淮夷，践奄，迁其君薄姑。”《书序》云：“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但皆无灭蒲姑以封太公的事。）
《史记》的《周本纪》与《齐太公世家》都说太公封于齐是武王时的事，《汉书》明白的抛弃那种旧说，另说太公封齐是在成王时四国乱平之后。现在看来，《汉书》所说，似近于事实。不但太公封齐在四国乱后；伯禽封管也应该在周公东征四国之后。“四国”之说，向来不一致：《诗毛传》以管，蔡，商，奄为四国；孔颖达《左传正义》说杜注的“四国”为管，蔡，禄父（武庚），商奄。《尚书·多方》开端即云：
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日：“王若曰：欧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候尹民，……”
此时武庚、管、蔡已灭，然而还用“四国”之名，可见管、蔡。武庚不在“四国”之内。“四国”似是指东方的四个殷；b部，其一为殷本部，其二为商奄（奄有大义，“商奄”犹言“大商”，犹如说“大罗马”“大希腊”），其三为薄姑，其四不能确定，也许即是“徐万”。此皆殷文化所被之地。薄姑灭，始有齐国；商奄灭，始有鲁国。而殷本部分为二：其一为宋，承殷之后，为殷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其一为卫，封给康叔，是新朝用来监视那残存的宋国的。此外周公还在洛建立了一个成周重镇。
我们现在读《大浩民多土》《多方风康法凤酒洁》《费誓》等篇，我们不能不感觉到当时的最大问题是镇抚殷民的问题。在今文《尚书》二十九篇中，这个问题要占三分之一的篇幅（《书序》百篇之中，有《将蒲姑》，又有《亮姑》）。其问题之严重，可以想见，看现在的零碎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倒殷之后，还立武庚，又承认东部之段旧国。第二步是武庚四国叛乱之后，周室的领袖决心用武力东征，灭殷四国，建立了太公的齐国，周公的鲁国。同时又在殷虚建立了卫国，在洛建立了新洛邑。然而周室终不能不保留一个宋国，大概还是承认那个殷民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不能不在周室宗親（卫与鲁）（齐）的包围监视之下保存一个殷民族文化的故国。
所以在周初几百年之间，东部中国的社会形势是～个周民族成了统治阶级，镇压着一个下层被征服被统治的殷民族。博斯年先生说“鲁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国民是殷人”（引见上文）。这个论断可以适用于东土全部。这形势颇像后世东胡民族征服了中国，也颇像北欧的民族征服了罗马帝国。以文化论，那新起的周民族自然比不上那东方文化久远的殷民族，所以周室的领袖在那开国的时候也不能不尊重那殷商文化。《康浩》最能表示这个态度：
王日，呜呼，封，汝念哉……往敷求予殷先哲王，用保又民。汝丕远惟商守成人，宅心知训。……
同时为政治上谋安定，也不能不随顺着当地人民的文化习惯。《康法》说：
汝际时桌司，师兹殷罚有伦。……
汝际时来事，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
此可证《左传》定公四年祝论说的话是合于历史事实的。祝论说成王分封鲁与卫，“皆后以商政，疆以周索”；而他封唐叔于夏虚，则“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杜注：“皆，鲁卫也。启，开也。居殷故地，因其风俗，开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但统治者终是统治者，他们自有他们的文化习惯，不屑模仿那被征服的民族的文化。况且新兴的民族看见那老民族的灭亡往往由于文化上有某种不适于生存的坏习惯，所以他们往往看不起征服民族的风俗。《酒浩》一篇便是好例：
王曰，封，我西土……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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