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明白的自夸西土民族的胜利是因为没有堕落的习惯。再看他说：
古人有言日：“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太监抚于时。
这就是说：我们不要学那亡国民族的坏榜样！但是可注意的是《酒浩》的末段对于周的官吏，有犯酒禁的，须用严刑：
汝勿佚，尽执构以归于周，予其杀。
但殷之旧人可以不必如此严厉办理：
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泊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
在这处罚的歧异里，我们可以窥见那统治民族一面轻视又一面放任那被征服民族的心理。
但股民族在东土有了好几百年的历史，人数是很多的；虽没有政治势力，他们的文化的潜势力是不可侮视的。孔子说过：
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这是几百年后一个有历史眼光的人的估计，可见周朝的统治者虽有“所损益”，大体上也还是因袭了殷商的制度文物。这就是说，“落戎殷”之后，几百年之中，殷商民族文化终久逐渐征服了那人数较少的西土民族。
殷周两民族的逐渐同化，其中自然有自觉的方式，也有不自觉的方式。不自觉的同化是两种民族文化长期接触的自然结果，一切民族都难逃免，我们不用说他。那自觉的同化，依我们看来，与“儒”的一个阶级或职业很有重大的关系。
在那个天翻地覆的亡国大变之后，昔日的统治阶级沦落作了俘虏，作了奴隶，作了受治的平民，往传》里祝伦说：
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交，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民，铸氏，樊氏，饥氏，终葵氏。
这是殷商亡国时的惨状的追述，这十几族都有宗氏，都有分族类丑，自然是胜国的贵族了；如今他们都被分给那些新诸侯去“职事’守鲁卫，——这就是去做臣仆。那些分封的彝器是战胜者的俘获品，那些“祝宗卜史”是亡国的俘虏。那战胜的统治者吩咐他们道：
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我乃明至天罚，移尔通论，比事臣我宗，多逊卜……今予惟不尔杀，……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千止。尔克敬，天惟并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上，予亦至天之罚于尔躬！（《多士》；参看《多方》。）
这是何等严厉的告诫奴隶的训词！这种奴隶的生活是可以想见的了。
但我们知道，希腊的知识分子做了罗马战胜者的奴隶，往往从奴隶里爬出来做他们的主人的书记或家庭教师。北欧的野蛮民族打倒了罗马帝国之后，终于被罗马大主教的长袍教土征服了，倒过来做了他们的徒弟。殷商的知识分子，——王朝的贞人，太祝，太史，以及贵族的多士，——在那新得政的西周民族之下，过的生活虽然是惨痛的奴虏生活，然而有一件事是段民族的团结力的中。乙，也就是他们后来终久征服那战胜者的武器，——那就是殷人的宗教。
我们看殷墟（安阳）出土的遗物与文字可以明白段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这个宗教根本上是一种祖先教。祖先的祭祖在他们的宗教里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丧礼也是一个重要部分（详下）。此外，他们似乎极端相信占卜：大事小事都用卜来决定。如果《鸿范》是一部可信的书，那么，占卜之法到了殷商的末期已起了大改变，用龟卜和用兽骨卜之法之外，还有用警草的覆法，与卜并用。
这种宗教需用一批有特别训练的人。卜览需用“卜蹈人”；祭祀需用祝官；丧礼需用相礼的专家。在殷商盛时，祝宗卜史自有专家。亡国之后，这些有专门知识的人往往沦为奴虏，或散在民间。因为他们是有专门的知识技能的，故往往能靠他们的专长换得衣食之资。他们在殷人社会里，仍旧受人民的崇敬；而统治的阶级，为了要安定民众，也许还为了他们自己也需要这种有知识技能的人，所以只须那些“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也就不去过分摧残他们。这一些人和他们的子孙，就在那几百年之中，自成了一个特殊阶级。他们不是那新朝的“士”；“士’喂一种能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士阶级，是新朝统治阶级的下层。他们只是“儒”。他们负背着保存放国文化的遗风，故在那几百年社会骤变，民族混合同化的形势之中，他们独能继续保存殷商的古衣冠，——也许还继续保存了殷商的古文字言语（上文引的《墨子·公孟》篇与《非儒》篇，都有“古言服”的话。我们现在还不明白殷周民族在语言文字上有多大的区别）。在他们自己民族的眼里，他们是“殷礼”（殷的宗教文化）的保存者与宣教师。在西周民族的眼里，他们是社会上多材艺的人，是贵族阶级的有用的清客顾问，是多数民众的安慰者。他们虽然不是新朝的“土”，但在那成周来卫齐鲁请国的绝大多数的民众之中，他们要算是最高等的一个阶级了。所以他们和“土”阶级最接近，西周统治阶级也就往往用“士”的名称未泛称他们。《多土》篇开端就说：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王若日：尔殷遗多士卜……
下文又说：
王若日：尔殷多士卜……
王日：告尔殷多士卜……
《多方》篇有一处竟是把“殷多土”特别分开来了：
王日：呜呼，欧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
《大雅·文王》之诗更可以注意。此诗先说周士：
陈锡哉周，候（维）文王别、予。文王别、子，本支百世。几周之士，不显亦世。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赖。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次说殷士：
商之别、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候（维）于周服。候服于周，天命靡常。
殷士肤敏，躶将于京。厥作躶将，常服锦晖。王之末臣，无念尔祖。
前面说的是新朝的土，是“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后面说的是亡国的士，是臣服于周的殷土。看那些漂亮的，手腕敏捷的殷士，在那王朝大祭礼里。穿着殷人的辅牌，（《士冠礼记》：“周井，殷哈，夏收。）捧着督酒，替主人送酒灌尸。这真是一幕“青衣行酒”的亡国惨剧了！（《毛传》以“殷士”为“殷候”，殊无根据。任冠礼记》所谓“殷牌”，自是士冠）。
大概周土是统治阶级的最下层，而殷士是受治遗民的最上层。一般普通殷民，自然仍旧过他们的农工商的生活，如《多方》说的“毛尔宅，故尔田。”《左传》昭十六年郑国子产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偶，以艾杀此地，轨之蓬蒿翠鳌，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水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徐中舒先生曾根据此段文字，说：“此《商人》即段人之后而为商贾者。”又说，“商贾之名，疑即由殷人而起。”（帼学论丛》一卷一号，页——－。）此说似甚有理。“商”之名起于殷贾，正如“儒”之名起于股土。此种遗民的士，古服古言，自成一个特殊阶级；他们那种长袍大帽的酸样子，又都是彬彬知礼的亡国遗民，习惯了“犯而不校”的不抵抗主义，所以得着了“儒”的浑名。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带的文连连的样子，还指那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人生观。（博斯年先生疑。c“儒”是古代一个阶级的类名，亡国之后始沦为寒士，渐渐得着柔懦的意义。此说亦有理，但此时尚未有历史证据可以证明“儒”为古阶级。）
柔逊为殷人在亡国状态下养成一种遗风，与基督教不抵抗的训条出于亡国的犹太民族的哲人耶稣，似有同样的历史原因。《左传》昭公七年所记孔子的远祖正考父的鼎铭，虽然是宋国的三朝佐命大臣的话，已是很可惊异的柔道的人生观了。正考父曾“佐戴武宣”三朝；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宋戴公元年当周宣王二十九年（前七九九），武公元年当平王六年（前七六五），宣公元年当平王二十四年（前七四七）。他是西历前八世纪前半的人，离周初已有三百多年了。他的鼎铭说：
一命而偻，再命而怄，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世于是，粥于是，以蝴余口。
这是殷民族的一个伟大领袖的教训。儒之古训为柔，岂是偶然的吗？
不但柔道的人生观是殷的遗风，儒的宗教也全是“殷礼”。试举三年之丧的制度作一个重要的例证。十几年前，我曾说三年之丧是儒家所创，并非古礼；当时我曾举三证：
一、《墨子·非儒》篇说儒者之礼日：“丧父母三年。……”此明说三年之丧是儒者之礼。
二人论语》记宰我说三年之丧太久了，一年已够了。孔子弟子中尚有人不认此制合礼，可见此非当时通行之俗。
三、孟子劝膝世子行三年之丧，股国的父兄百官皆不愿意，说道：“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鲁为周公之国，尚不曾行过三年之丧。以中国哲学文大钢队，页一三h）
我在五六年前还信此说，所以在《三年丧服的逐渐推行》（武汉大学位哲季刊》第一卷二号）一篇里，我还说“三年之丧只是儒家的创制。”我那个看法，有一个大漏洞，就是不能解释孔子对宰我说的
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如果孔子不说班，那就是胜国父兄百官扯慌了。如果“舍先君莫之行”，如果胜国“先君亦莫之行”，那么，孔子如何可说这是“天下之通丧”呢？难道是孔子扯了说来传教吗？
博斯年先生前几年作《同东封与殷遗民》，他替我解决了这个矛盾。他说：
孔子之“天下”，大约即是齐鲁宋卫，不能甚大。……三年之丧，在东国，在民间，有相当之通行性，盖殷之遗北，而非周之制度。当时的“君子（即统治者）三年不为礼，利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而士及其相近之阶级则渊源有自，“齐以殷政”者也。试看关于大孝，三年之丧，及丧后三年不做事之代表人物，如太甲，高宗，孝己，皆是殷人。而“君亮，百官总己以听于家宰者三年”，全不见于周人之记载。
傅先生的说法，我完全可以接受，因为他的确解答了我的困难。我从前说的话，有一部分是不错的，因为三年之丧确是“儒”的礼；但我因为股鲁先君不行三年丧制，就不信“天下之通丧”之说，就以为是儒家的创制，而不是古礼，那就错了。傅先生之说，一面可以相信胜香的统治阶级不曾行此礼，一面又可以说明此制行于那绝大多数的民众之中，说它是“天下之通丧”也不算是过分的宣传。
我可以替傅先生添一些证据。鲁位公死在他的三十三年十一月乙己（十二日），次年（文公元年）夏四月葬债公，又次年（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币”，为文公聘婦。《左传》说，“礼也。”松羊传》说，‘脱丧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则何讥乎丧娶？三年之内不图昏。”此可证鲁候不行三年丧。此一事，《左传》认为“礼也”，社预解说道：“德公丧终此年十一月，则纳币在十二月也。”然而文公死于十八年二月，次年正月“公子遂如齐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齐”。杜预注云：“不讥丧娶者，不待贬责而自明也！”此更是鲁候不行三年丧的铁证了。《左传》昭公十五年，
六月乙丑，王太子寿卒。
秋’＼月成寅，王穆后崩。
十二月，晋茵陈如周葬穆后。籍谈为介。既葬，除丧，以文伯（苟缺）宴，终以鲁壶。王日，“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晋独无有，何也？”·二…·籍谈归，以告叙向，叔向日，“王其不终平？吾闻之，所乐必卒焉。个王乐化。……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4焉。（杜注：“天子绝期，唯服三年，故后虽期，通谓之三年。”）于是乎以丧实宴，又求彝器，乐忧甚矣。·，…·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王虽弗送，宴乐以早，亦非礼也。…、··”
这可证周王朝也不行三年丧制。《孟子》所记股国父兄百官的话可算是已证实了。
周王朝不行此礼，鲁股诸国也不行此礼，而孔子偏大胆的说，“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机语》记子张问：“书云，‘高宗谅隂，三年不言。’何谓也？”孔子直对他说：“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幕，百官总己以听于象宰，三年。”相引有这样一段：
子张之丧人明仪为志焉。诸幕，身质，蚁结于四隅，殷士也。
孔子、子张都是殷人，在他们的眼里嘴里，“天下”只是那大多数的殷商民众，“古之人”也只是殷商的先王。这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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