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民族心理的自然表现，其中自然也不免带一点般人自尊其宗教礼法的宣传意味。到了孟子，他竟说三年丧是‘咱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的了。到街l记·三年间》的作者，他竟说三年丧“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竟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果然，越到了后来，越“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直到傅斯年先生方才揭破了这一个历史的谜！
三年之丧是“儒”的丧礼，但不是他们的创制，只是殷民族的丧礼，——正如儒在儒冠不是他们的创制，只是殷民族的乡服。《孟子》记胜国的父兄百官反对三年之丧时，他们说：
且志回，‘快祭从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这句话当然是古政治家息事宁人的绝好原则，最可以解释当时殷周民族各自有其丧祭制度的政治背景。统治阶级自胡适精品集有其周社，一般“国人”自有其毫社；前者自行其“既葬除眼”的丧制，后者自行其“天下之通丧”。
我们现在要看看“儒”的生活是怎样的。
孔子以前，儒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们无从知道了。但我疑心《周易》的“需”卦，似乎可以给我们一点线索。儒字从需，我疑心最初只有一个“需”字，后来始有从人的“儒”字。需卦之象为云上于大，为密云不雨之象，故有“需待”之意。（《象传》：需，须也。）《象传》说此卦象为“君子以饮食宴乐”。《序卦传》说：“需者，饮食之道也。”《承传》说：
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
程颐媽传》说此节云：
以险在于前，未可遇进，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刚健，而能需待不轻动，故不陷于险，其义不至于困穷也。
这个卦好像是说一个受压迫的人，不能前进，只能待时而动，以免陷于危险；当他需待之时，别的事不能做，最好是自蝴其口，放需为饮食之道。这就很像殷商民族亡国后的“儒”了。这一卦的六交是这样的：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椽》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蛛》曰：“需于沙”，衍（恣）在中也。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九三，需于泥，致危至。
蛛》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完”，敬慎不败也。
六④，需于血，出自穴。
椽》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九五，需于酒食，负吉。
株阳：“酒食负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橡阳：“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这里的“需”，都可作一种人解；此种人的地位是很困难的，是有“险在前”的，是必须“刚健而不陷”的。儒在郊，完全是在野的失势之人，必须忍耐自守，可以无咎。儒在沙，是自己站不稳的，所以说“衍（想）在中也”。儒在泥，是陷在危险困难里了，有了外侮，只有敬慎，可以不败。儒在血，是冲突之象，他无力和人争，只好柔顺的出穴让人，故《象传》说为“顺以听也。”儒在酒食，是有饭吃了，是他最适宜的地位。他回到穴里去，也还有麻烦，他还得用敬慎的态度去应付。——“需”是“须待”之象，他必须能忍耐待时；时候到了，人家“须待’他了，彼此相“需”了，他就有饭吃了。
调易》制作的时代，已不可考了。《系辞传》有两处试提出作《易》年代的推测：一处说：
《易》兴也，其当殷之本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结，其要无咎。此之谓《助之道也。
又一处说：
《易》兴也，其于中古平？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技“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目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粪”，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辞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格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不迁，“粪”称而隐。“履”以和行，“谦”以制礼，‘j”以自知，“。’以一德，‘懒”以远害，“益”以兴利，“卧’以寡怨，“个’以辩义，“奚”以行权。
赐》卦交辞已有“箕子之明夷”（“明夷”五支），“王用享于读山”（“升”四大）的话，似乎不会是“文工与纣”的时代的作品。“文王囚居差里而作周易》”的说法，也是更后起之说。《系辞胶是猜度的口气，可见得福辞》以前尚没有文王作《易》的说法。《系辞》的推测作假阵代，完全是根据于《易》的内容的一种很明显的人生观，就是“其辞危”“惧以终始，其要无咎”。从第一卦的“君子终日乾乾久惕若厉，无咎”，到第六十四卦的‘市李于饮酒，无咎”，全书处处表现一种化危的人生观，教人戒惧修德，教人谦卑类顺，其要归在于求“无咎”，在于“履虎尾不吁人”。《系辞》的作者认清了这一点，所以推测“作赔》者其有忧患乎？”这个观察是很有见地的。我们从这一点上也可以推测《易》的卦交辞的制作大概在殷亡之后，殷民族受周民族的压迫最甚的一二百年中。书中称“帝乙归妹”（“表’五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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