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以我们可以假定，在那多数的东方股民族之中，早已有一个“将有达者”的大预言。在这个预言的流行空气里，鲁国“圣人”臧孙终也就有一种“圣人之后必有达者”的预言。我们可以猜想那个民间预言的形式大概是说：“殷商亡国后五百年，有个大圣人出来。”我们试读《孟子》，就可以知道“五百年”不是我的瞎说。孟子在他离开齐国最不得意的时候，对他的弟子充虞说：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大天未慾平治天下也。如慾平治天下，当分之世，舍我其谁也？（松孙丑》下）
在这一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乃是古来一句流行的预言，所以孟子很诧异这个“五百年”的预言何以至今还不灵验。但他始终深信这句五百年的悬记。所以《孟子》最后一章又说：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芳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平尔，则亦无有乎尔！（《尽心》下）
这样的低徊追忆木是偶然的事，乃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传说几百年流行的结果。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五五一），上距殷武度的灭亡，已有五百多年。大概这个“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由来已久，所以宋襄公（秋之战在前六三八）正当殷亡后的第五世纪，他那复兴殷商的野心也正是那个预言之下的产儿。到了孔子出世的时代，那预言的五百年之期已过了几十年，殷民族的渴望正在最高度。这时期，忽然殷未公孙的一个嫡系里出来了一个聪明睿智的少年，起于贫贱的环境里，而贫贱压不住他；生于“野合”的父母，甚至于他少年时还不知道其父的坟墓，然而他的多才多艺，使他居然战胜了一个当然很不好受的少年处境，使人们居然忘了他的出身，使他的乡人异口同声的赞叹他：
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
这样一个人，正因为他的出身特别激贱，所以人们特别惊异他的天才与学力之高，特别追想到他的先世遗泽的长久而伟大。所以当他少年时代，他已是民间人望所归了；民间已隐隐的，纷纷的传说：“五百年必有圣者兴，今其将在孔丘乎！’港至于鲁国的贵族权臣也在背后议论道：‘任人之后，必有达者，今其将在孔丘乎！”
我们可以说，孔子壮年时，已被一般人认作那个应运而生的圣火了。这个假设可以解决《论语》里许多费解的谈话。如云：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速其如予何？
如云：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平？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如云：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这三段说话，我们平时都感觉难懂。但若如上文所说，孔子壮年以后在一般民众心目中已成了一个五百年应运而兴的圣人，这些话就都不难懂了。因为古来久有那个五百年必有圣者兴的悬记，因为孔子生当殷亡之后五百余年，因为他出于一个殷宋正考父的摘系，因为他那出类拔草的天才与学力早年就得民众的崇敬，就被人期许为那将兴的达者，——因为这些缘故，孔子自己也就不能避免一种自许自任的心理。他是不满意于眼前社会政治的现状的，
斗育之人，何足算也！
他是很有自信力的，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他对于整个的人类是有无限同情心的，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所以他也不能不高自期许，把那五百年的担子自己挑起来。他有了这样大的自信力，他觉得一切阻力都是不足畏惧的了：“桓够其如予何！”“匡人其如予河！”“公伯索其如命何！”他虽不能上应殷商民族歌颂里那个“肇域彼四海”的“武王”，难道不能做一个中兴文化的“文王”吗！
凤鸟与河图的失望，更可以证明那个古来悬记的存在。那个“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传说当然不会是那样干净简单的，当然还带着许多幼稚的民族神话。“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正是他的祖宗的“感生帝”的传说。凤乌之至，河之出图，湖磷之来，大概都是那个五百年应运圣人的预言的一部分。民众当然深信这些；孔子虽然“不语怪力乱神”，但他也不能完全脱离一个时代的民族信仰。他到了晚年，也就不免有时起这样的怀疑：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特秋》绝笔于获鳞”，这个传说，也应该作同样的解释。《公羊传》说：
自以告者日，“有康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意，天丧予！’青路死，子曰，“喀，天祝予！”西狩获磷，孔子曰，“吾道穷矣！”
《史记》节取《左传》与《公羊传》，作这样的记载：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别、民车子组商获兽，以为不祥。什尼视之，曰，“磷也。”取之。曰，“河不出图，推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群，曰，“吾道穷吴广
孔子的谈话里时时显出他确有点相信他是受命于天的。“天生德于予”“天之本丧斯文也”“天丧予”“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此等地方，若依来儒“天即理也”的说法，无论如何讲不通。若用民俗学的常识来看此等话语，一切就都好懂了。《擅弓》记孔子将死的一段，也应该如此看法：
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
泰山其颓乎？
梁木其坏乎？
哲人其萎乎？
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昨也。殷人殡于两援之间，则与宾主灾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摄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殁。
看他将死之前，明知道那“天下宗予”的梦想已不能实现了，他还自比于泰山梁木。在那”明王不兴，天下其孰能宗予”的慨叹里，我们还可以听见那“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古代悬记的尾声，还可以听见一位自信为应运而生的圣者的最后绝望的叹声。同时，在这一段话里，我们也可以看见他的同时人，他的弟子，和后世的人对他的敬仰的一个来源。《论语》记那个仪封人说：
二三子何患于丧（丧是失位，是不得意）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锋。
《论语》又记一件很可玩味的故事：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再善射，耳蕩舟，俱不得其死焉。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介
南宫道是孟位子的儿子，是孔子的侄女婿。他问这话，隐隐的表示他对于某方面的一种想望。孔子虽不便答他，很明白他的意思了。再看《论语》记子贡替孔子辩护的话：
仲尼，日月也。……人虽慾自绝，共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及也！
这是当时的人对他的崇敬。一百多年后，孟子追述宰我。子贡、有若赞颂孔子的话，宰我说：
以予现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
子贡说：
见其利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
有若说：
岂惟民哉？成砖之于走兽，凤皇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坦，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单，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夫子也。
孟子自己也说：
自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后来所谓“素王”之说，在这些话里都可以寻出一些渊源线索。孔子自己也曾说过：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这就是一个无冠帝王的气象。他自己担负起文王以来五百年的中兴重担子来了，他的弟子也期望他像“禹稷耕稼而有天下”，说他“贤于尧舜远矣”，说他为生民以来所未有，这当然是一个“素王”了。
孔子是一个热心想做一番功业的人，本来不甘心做一个“素王”的。我们看他议论管仲的话；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个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江矣。岂若匹夫匹婦之为谅也，自经于沟读而莫之知也？
这一段话最可以表示孔子的救世热肠，也最可以解释他一生栖栖皇皇奔走四方的行为。《檀弓》记他的弟子有若的观察：
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慾速贫也。
说语》里有许多同样的记载：
子慾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予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曰，“道不行，乘样浮于海，从我者其由铁？”
《论语》里记着两件事，曾引起最多的误解。一件是公山弗扰召孔子的事：
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慾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平？”
一件是怫胜召孔子的事：
佛胖召，子慾往。子路日：“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親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胖以中牟畔（佛胖是晋国赵简子的中牟邑宰，据中年以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日坚乎，磨而不磷？不日白乎，涅而不辎？吾岂格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后世儒者用后世的眼光来评量这两件事，总觉得孔子决不会这样看重两个反叛的家臣，决不会这样热中。疑此两事的人，如崔述（《殊为考信录》卷二），根本不信此种记载为《论语》所有的；那些不敢怀疑《论语》的人，如孔颖达（低语正义》十七），如程颐、张武（引见朱嘉桃语集注比），都只能委曲解说孔子的动机。其实孔子的动机不过是赞成一个也许可以尝试有为的机会。从事业上看，“吾其为东周乎？”这就是说，也许我可以造成一个“东方的周帝国”哩。从个人的感慨上说，“吾岂朝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这就是说，我是想做事的，我不能像那串葫芦，挂在那儿摆样子，可是不中吃的。这都是很近清理的感想，用不着什么解释的。（王安石有忡牟》诗：“颓城百雉拥高秋。驱马临风怒圣丘。此道门人多米悟，尔来干裁判悠悠。”）
他到了晚年，也有时感慨地的壮志的消磨。最动人的是他的自述：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这寥寥两句话里，我们可以听见一个“烈士暮年，壮心未已”的长叹。周公是周帝国的一个最伟大的创始者，东方的征服可说全是周公的大功。孔子想造成的‘冻周”，不是那平王以后的“东周”（这个“东周”乃是文家所用名称，当时无用此名的），乃是周公平定四国后造成的东方周帝国。但这个伟大的梦终没有实现的机会，孔子临死时还说：
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
不做周公而仅仅做一个“素王”，是孔子自己不能认为满意的，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悬记终于这样不满意的应在他的身上了。
犹太民族亡国后的预言，也曾期望一个民族英雄出来，“做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以赛亚书》五五章，四节）“使雅各众复兴，使以色列之中得保全的人民能也回，——这还是小事，————m要作外邦人的光，推行我（耶和华）的救恩，直到地的尽头”（同书，四九章，六节）。但到了后来，大卫的子孙里出了一个耶稣，他的聪明仁爱得了民众的推戴，民众认他是古代先知预言的“弥赛亚”，称他为“犹太人的王”。后来他被拘捕了，罗马帝国的兵“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地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他们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阿！’戏弄过了，他们带他出去，把他打死在十字架上，犹太人的王“使雅各众复兴，使以色列归回”的梦想，就这样吹散了。但那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殉道者，死了又“复活”了：“好像一粒芥菜子，这原是种子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菜都大，且成了一株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他的枝上”：他真成了“外邦人的光，直到地的尽头。”
孔子的故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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