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之丧拜也）。三年之丧，吾从其至老。”
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孔子曰，“殷已愈，吾从周。”
殷练而社，周卒哭而柑。孔子善殷。
这都是选择折衷的态度。《擅弓》又记：
孔子之丧，公西赤为志焉：饰格墙，置霎，设技，周也。设崇，殷也。绸练设施，夏也。
子张之丧，公明仪为志焉：请幕开质，蚁结于四隅，殷士也。
这两家的送葬的礼式不同，更可以使我们明了孔子和殷儒的关系。子张是“殷士”，所以他的送葬完全沿用殷礼。孔子虽然也是殷人，但他的教养早已超过那保守的殷儒的遗风了，早已明白宣示他的“从周”的态度了，早已表示他的选择三代礼文的立场了，所以他的送葬也含有这个调和三代文化的象征意义。
孔子的伟大贡献正在这种博大的“择善”的新精神。他是没有那狭义的珍域观念的。他说：
君子周而不比。
又说：
君子群而不党。
他的眼光注射在那整个的人群，所以他说：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他认定了教育可以打破一切阶级与界限，所以曾有这样最大胆的宣言：
有教无类。
这四个字在今日好像很平常。但在二千五百年前，这样平等的教育观必定是很震动社会的一个革命学说。因为“有教无类”，所以孔子说：“自行柬修以上，吾未尝无海焉”；所以他的门下有鲁国的公孙，有货殖的商人，有极贫的原宪，有在唤绳之中的公治长。因为孔子深信教育可以推破一切阶级的步域，所以他终身“为之不厌，海人不倦”。
孔子时时提出一个“仁”字的理想境界。“仁者人也”，这是最妥贴的古训。“并有仁焉”就是“井有人焉”。“仁”就是那用整个人类为对象的教义。最浅的说法是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进一步的说法，‘六”就是要尽人道，做到一个理想的人样子，这个理想的人样子也有浅深不同的说法：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散，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这是最低限度的说法了。此外还有许多种说法：
樊迟问仁，子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什b较孔子在别处对樊迟说的“先事后得”）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切。为之难，言之得无功平？”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公。承大祭。己所不慾，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其实这都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引伸的意义。仁就是做人。用那理想境界的人做人生的目标，这就是孔子的最博大又最平实的教义。我们看他的大弟子曾参说的话：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平？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仁以为己任”，就是把整个人类看作自己的责任。耶稣在山上，看见民众纷纷到来，他很感动，说道：“收成是好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曾子说的“任重而道远”，正是同样的感慨。
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担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这是孔子的新儒教。
“儒”本来是亡国遗民的宗教，所以富有亡国遗民柔顺以取容的人生观，所以“儒”的古训为柔懦。到了孔子，他对自己有绝大信。乙，对他领导的文化教育运动也有绝大信心，他又认清了那六百年殷周民族同化的历史实在是东部古文化同化了西周新民族的历史，——西周民族的新建设也都建立在那“周围于殷礼”的基础之上——所以他自己没有那种亡国遗民的柔逊取容的心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是这个新运动的新精神，不是那个“一命而偻。再命而怄，三命而俯”的柔道所能包涵的了。孔子说：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他的弟子子贡问他：怕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怨不怨呢？孔子答道：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这都不是柔道的人生哲学了。这里所谓“仁”，无疑的，就是做人之道。孟子引孔子的话道：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我颇疑心孔子受了那几百年来封建社会中的武土风气的影响，所以他把那柔儒的儒和杀身成仁的武士合并在一块，造成了一种新的“儒行”。《论语》说：
于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人绰之不慾。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分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成人”就是“成仁”，就是“仁”。综合当时社会上的理想人物的各种美德，合成一个理想的人格，这就是“君子儒”，这就是“仁”。但他又让一步，说‘呼之成人者”的最低标准。这个最低标准正是当时的“武土道”的信条。他的弟子子张也说：
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曾子说：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欣？君子人也。
这就是“见危致命”的武士道的君子。子张又说：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子张是“殷土”，而他的见解已是如此，可见孔子的新教义已能改变那传统的儒，形成一种弘毅的新儒了。孔子曾说：
刚毅木销，近仁。
又说：
巧言令色，鲜吴仁。
他提倡的新儒只是那刚毅勇敢，担负得起天下重任的人格。所以说：
仁者己慾立而立人，己慾达而达人。
又说：
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这是一个新的理想境界，绝不是那治丧相礼以为衣食之端的柔懦的儒的境界了。
孔子自己的人格就是这种弘毅的人格。《论语》说：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日，“夫子自道也。”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平！”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汝奚不日，‘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论语》又记着一条有风趣的故事：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日，“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故？”
这是当时人对于孔子的观察。“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孔子的新精神。这是古来柔道的儒所不曾梦见的新境界。
但柔道的人生观，在孔门也不是完全没有相当地位的。曾子说：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老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这一段的描写，原文只说“吾友”，东汉的马融硬说“友谓颜渊”，从此以后，注家也都说是颜渊了（现在竞有人说道家出于颜回了）。其实“吾友”只是我的朋友，或我的朋友们，二千五百年后人只可“陶疑”，不必费心去猜测。如果这些话可以指颜渊，那么，我们也可以证明这些话是说孔子。《论语汗说过吗？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都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这不是有意的“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吗？这不是“有若无，实若虚”吗？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这不是“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鸠？《论语》又记孔子赞叹“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这不是“犯而不校”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吾友”是指孔子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吾友”只是泛指曾子“昔者”接近的某些师友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这是孔门某一个时期（‘老者”）所“尝从事”的学风呢？
大概这种谦卑的态度，虚心的气象，柔逊的处世方法，本来是几百年来的儒者遗风，孔子本来不曾抹煞这一套，他不过不承认这一套是最后的境界，也不觉得这是唯一的境界罢了。（曾子的这一段话的下面，即是“可以托六尺之孤”一段；再下面，就是“士不可以不弘毅”一段。这三段话，写出三种境界，最可供我们作比较。）在那个标举“成人”“成仁”为理想境界的新学风里，柔逊谦卑不过是其一端而已。孔子说得好：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利则葱，勇而无利则乱，直而无利则绞。
恭与慎都是柔道的美德，——益位子称正考父的鼎铭为“共（恭）”，——可是过当的恭慎就不是“成人”的气象了。《乡党卜篇写孔子的行为何等恭慎谦卑！《乡党》开端就说：
孔子于乡党，河村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郑注：便便，辩也。）
《论语》里记他和当时的国君权臣的问答，语气总是最恭慎的，道理总是守正不阿的。最好的例子是鲁定公问一言可以兴邦的两段：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
孔子对日：“言不可以若是其儿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广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儿也。人之言日，‘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他用这样婉转的辞令，对他的国君发表这样独立的见解，这最可以代表孔子的“温而厉”“与人恭而有礼”的人格。
《中庸》虽是晚出的书，其中有子路问强一节，可以用来做参考资料：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放？北方之强铁？抑而强％？
“宽柔可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祛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这里说的话，无论是不是孔子的话，至少可以表示孔门学者认清了当时有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又可以表示他们并不菲薄那“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即是“犯而不换”）的柔道。他们看准了这种柔道也正是一种“强”道。当时所谓“南人”，与后世所谓“南人”不同。春秋时代的楚与吴，虽然更南了，但他们在北方人的眼里还都是“南蛮”，够不上那柔道的文化。古代人所谓“南人”似乎都是指大河以南的来国鲁国，其人多是殷商遗民，传染了儒柔的风气，文化高了，世故也深了，所以有这种宽柔的“不报无道”的教义。
这种柔道本来也是一种“强”，正如惆易·家传》说的“谦尊而光，卑而不可寄”。一个人自信甚坚强，自然可以不计较外来的侮辱；或者他有很强的宗教信心，深信“鬼神害盈而福谦”，他也可以不计较偶然的横暴。谦卑柔逊之中含有一种坚忍的信心，所以可说是一种君子之强。但他也有流弊。过度的柔逊恭顺，就成了懦弱者的百依百顺，没有独立的是非好恶之心了。这种人就成了孔子最痛恨的“乡原”；“原”是谨愿，乡愿是一乡都称为谨愿好人的人。说语》说：
子曰：“乡原，德之贼也。”
《孟子》末篇对这个意思有很详细的说明：
孟子曰：“……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平？乡原，德之贼也。”’
万章日：“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
曰：“何以是嗲耀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日，‘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璃路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闭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
万章日：“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l子以为德之贼，何哉？”
曰：“非之，无举也；创之，无刺也。同手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昏况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日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美，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
这样的人的大病在于只能柔而不能刚；只能“同乎流俗，合乎污世”“阀然媚于世”，而不能有路蹈凉凉的特立独行。
孔子从柔道的儒风里出来，要人“柔而能刚”，“恭而有礼”。他说：
众好之，必家焉。众恶之，必察焉。
乡原决不会有“众恶之”的情况的。凡“众好之”的人，大概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的人。《论语》另有一条说此意最好：
子贡问曰：‘步人皆好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
“乡人皆恶之，何如片
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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