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说“侯王”“王公”“王侯”“取天下”“万乘之主”等等名词。然而惆易》蛊卦已有“不事王侯”，坎卦家辞与离卦象辞都有“王公”了。《论语》常用“天下”字样，如“管仲一匡天下”，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如“泰伯三以天下让”。其实稷何尝有天下？泰伯又那有“天下”可让？《老子》书中有“取天下”，也不过此种泛称，有何可怪？“天下”“王”等名词既可用，为什么独不可用“万乘之主”？《论语》可以泛说“道千乘之国”，《老子》何以独不可泛说“万乘之主”呢？（河上公注：“万乘之主谓王。”）凡持此种论证者，胸中往往先有一个“时代意识”的成见。此种成见最为害事。孔子时代正是诸侯力征之时，岂可以高谈“无为”？然而孔子竟歌颂“无为而治”，提倡“居敬而行简”之政治。时代意识又在哪里呢？
五
最后，我要讨论顾颌刚先生的《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史学年报》四，页一三——四六）的考据方法。此文的一部分，我在上节已讨论过了。现在我要讨论的是他用《吕氏春秋》引书的“例”来证明吕不韦著书时《老子》还不曾成书。
顾先生此文的主要论证是这样的：
第一，《吕氏春秋》所引的书是不惮举出它的名目的。所以书中引的《诗》和《书》甚多，《易》也有，《孝经》也有，《商箴》《周箴》也有，皆列举其书名。又神农、黄帝的话，孔子、墨子的话，……亦皆列举其人名。”这是顾先生说的《吕书》“引书例”。
第二，然而“《吕氏春秋》的作者用了《老子》的文词和大义这等多，简直把五千言的三分之二都吸收进去了，但始终不曾吐出这是取材于《老子》的。”
因此顾先生下了一个假设：“在《吕氏春秋》著作的时代，还没有个本《老子》存在。”
我对于顾先生的这种考据方法，不能不表示很深的怀疑。我现在把我的怀疑写出来供他考虑。
第一，替古人的著作做“凡例”，那是很危险的事业，我想是劳而无功的工作。古人引书，因为没有印本书，没有现代人检查的便利；又因为没有后世学者谨严的训练，错落几个字不算什么大罪过，不举出书名和作者也不算什么大罪过，所以没有什么引书的律例可说。如孟子引孔子的话，其与《论语》可以相对勘的几条之中，有绝对道严不异一字的（如卷三，“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有稍稍不同的（如卷五“大哉尧之为君”一章），有自由更动了的（如卷五“君幕听于家宰”一章，又卷六‘阳货慾见孔子”一章，又卷十四“孔子在陈”一章），也有明明记忆错误的（如卷三“夫子圣矣乎”一段，对话的m论语》作公西华，《孟子》作子贡，文字也稍不同。又如卷〔‘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桃剧作孔子告樊迟的话，而《孟子》作曾子说的话人我们若论作孟子引书凡例，将从何处作起？
即以《吕氏春秋》引用《孝经》的两处来看，就有绝对不同的义例：
一、《察微》篇（卷十六）
雅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宁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以孝经储焕章》）
二、《孝行览》（卷十四）
故爱其親不敢恶人，故其親不敢慢人。爱散尽于事親，光耀加于百姓，究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孝经·天于章》）
前者明举“样经》日”，而后者不明说是引《孝经》，《吕氏春秋》的“引书例”究竟在哪里？
第二，顾先生说《吕氏春秋》“简直把储子》五千言的三分之二都吸收进去了”，这是骇人听闻的控诉！我也曾熟读五千言，但我读《吕氏春秋》时，从不感觉“到处碰见”储子》。所以我们不能不检查顾先生引用的材料是不是真赃实据。
顾先生引了五十三条《吕氏春秋》，其中共分几等：
（甲）他认为与《老子》书“同”的，十五条。
（乙）他认为与《老子》书“义合”的或“意义差同”的，三十五条。
（丙）他认为与《老子》书“甚相似”的，二条。
（丁）他认为与《老子》书“相近”的，一条。
最可怪的是那绝大多数的乙项“义合”三十五条。“义合”只是意义相合，或相近。试举几个例；
一艄老》）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四八）
（《吕》）故至言去言，至为无为。（《精谕》）
二、（《老》）不自见故明（二二）。自见者不明。（二四）
（《吕》）去听无以闻则聪。去视无以见则明。以任
数》）
三、（《老》）重为轻根。……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
（二六）
以《吕》）以重使轻，从。以《慎势》）
这种断章取义的办法，在一部一百六十篇的大著作里，挑出这种零碎句子，指出某句与某书“义合”，已经是犯了“有意周内”的毛病了。如第三例，原文为
放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灭。以重使轻，从；以轻便重，凶o
试读全第（《棋势》篇），乃是说，“慾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其势不厌尊，其实不厌多。”国愈大，势愈尊，实力愈多，然后成大业愈易。所以胜费小国不如邹鲁，邹各不如宋郑，来郑不如齐楚。“所用弥大，所慾弥易。”此篇的根本观念，和《老子》书中的“小国寡民”的理想可说是绝对相反。顾先生岂不能明白此篇的用意？不幸他被成见所蔽，不顾全篇的“义反”，只寻求五个字的“义合”，所以成了“断章取义”了！他若平心细读全篇，就可以知道“以重使轻，从”一句和《老子》的“重为轻根，静为躁君”一章决无一点“义合”之处了。
其他三十多条‘又合”，绝大多数是这样的断章取义，强力牵合。用这种牵合之法，在那一百六十篇的《吕氏春秋》之内，我们无论要牵合何人何书，都可以寻出五六十条“义合”的句子。因为《吕氏春秋》本是一部集合各派思想的杂家之言。无论是庄子，苟子，墨子，慎到，韩非（是的，甚至于韩非！）都可以在这里面寻求“义合”之句。即如上文所举第一例的两句话，上句“至言去言”何妨说是“义合”于批语》的“予慾无言”一章？下句“至为无为”何妨说是“义合”于优语》的“无为而治”一章？
所以我说，“义合”的三十多条，都不够证明什么，都不够用作证据。至多只可说有几条的单辞只字近于今本《老子》而已。
再看看顾先生所谓“同”或“甚相似”的十几条。这里有三条确可以说是“同”于《老子》的。这三条是：
四、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吕·乐成》篇）
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四一章）
五、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稻之所伏。圣人所独见，众人
焉知其极？（《吕·制乐》篇）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老》五
八章）
六、故曰，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于确而知天道。其出弥
远者其知弥少。以吕·君守》篇）
太上反诸己，其次求诸人．其索之弥远者其推之弥疏，
其求之弥强者失之弥远。（《吕·论人》篇）
不出于户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于已身者平？（《吕
·先己》篇）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确，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
少。（《老》四七章）
除了这三条之外，没有一条可说是“同”于《老子》的了。试再举几条顾先生所谓“同”于《老子》的例子来看看：
七、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有知不见之见，不闻之闻，无状之状者，则几于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吕·大乐》篇）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日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信，故混而为一。其上不敢，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民是为憾恍·，…代老件四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遭，强为之名日大。（《老》二五章）八、天地大矣，生而弟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吕·贵公》篇）全平万物而不宰，泽被天下而莫知其所由始。以吕·审分》篇）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老件二章）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待，长而不率。（《老》十章）
大道把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代老》三四章）九、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于它物平？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吕·贵生》篇）
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
托天下。（《老》十三章）（适按，《老子》此章以有身为大患，以无身为无患，与《贵生》篇义正相反。但《吕》书怀侵》篇也曾说：“天下轻于身，而士以身为人。以身为人者如此其重也！”必须有此一转语，《吕》书之意方可明了。）
这几条至多只可以说是每条有几个字眼颇像今本《老子》罢了。此外的十多条，是这样的单辞只字的近似，绝无一条可说是“同”于《老子》，或“甚相似”。如《行论》篇说：
诗曰，“将慾毁之，必重累之。将慾路之，必高举之。”其此之谓乎？
顾先生说，“这两句诗实在和《老子》三十六章太吻合了。”《老子》三十六章说：
将慾激之，必固张之。将慾弱之，必固强之，将慾废之，必因兴之。将慾夺（《韩非·喻老》篇作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
两段文字中的动词，没有一个相同的，我们可以说是“吻合”吗？《吕》书明明引“诗曰”，高誘注也只说是“逸诗”，这本不成问题。颌刚说，
若认为取自《老子》，那是犯了以后证前的成见。以史学年报》四，页二三）
这是颌刚自己作茧自缚。从高誘以来，本无人‘认为取自《老子y’的。
又如《吕氏春秋·任数》篇引申不害批评韩昭候的话：
何以知其聋？以其耳之聪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当也。
这是当时论虚君政治的普通主张，教人主不要信任一己的小聪明。此篇的前一篇以君守》）也有同样的语句：
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当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无当为当，以无得为得者也。故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
若以《吕》书引申不害为可信，我们至多可以说：《君守》篇的一段是用《任数》篇申不害的话，而稍稍变动其文字，引伸其意义。然而颌刚说：
这一个腔调与《老子计二章所云“五色令人目育，五音令人耳聋，五昧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c发狂”甚相似。
这几段文字哪有一点相似？难道党老子冲中有了目盲耳聋，别人就不会再说目盲耳聋了吗？说了目盲耳聋，就成了《老子》腔调了吗？
这样看来，额则说的《老子》五千言有三分之二被吸收在《吕氏春秋》里，是不能成立的。依我的检查，《吕氏春秋》的语句只有三条可算是与《老子师相同的（“大器晚成”条，“祸兮福之所倚”条太君守》篇“不出户而知天下”条）；此外那四十多条，至多不过有一两个字眼的相同，都没有用作证据的价值。
第三，我们要问：《吕氏春秋》里有这三条与《老子》很相同的文字，还偶有一些很像套用《老子》字眼的语句，但都没有明说是引用《老子》——从这一点上，我们能得到何种结论吗？
我的答案是：
（一）《吕氏春秋》既没有什么“引书例”，那三条与今本《老子》很相合的文字，又都是有韵之文，又都有排比的节奏，最容易记忆，著书的人随笔引用记忆的句子，不列举出处，这一点本不足引起什么疑问，至少不够引我们到“那时还没有今本《老子》的结论。因为我们必须先证明“那时确没有今本《老子》”，然后可以证明“《吕氏春秋》中的那三段文字确不是引用《老子》”。不然，那就又成了“丐辞”了。
（二）至于那些偶有二句半句或一两个字眼近似《老子》的文字，更不够证明什么了。颌刚自己也曾指出《淮南子》的《原道训》“把《老子》的文辞，成语，和主义融化在作者自己的文章之中，而不一称‘老子曰’。然而他写到后来，吐出一句‘故老胭之言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出于无有，入于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以史学年报》四，页十六），颌刚何不试想，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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