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一个校者认为最近理的读法，而标明原作某，一作某，今定作某是根据何种理由。如此校改，虽不能必定恢复原文，而保守传本的真相以待后人的论定，也可以无大过了。
改定一个文件的文字，无论如何有理，必须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提出证实。凡未经证实的改读，都只是假定而已，臆测而已。证实之法，最可靠的是根据最初底本，其次是最古传本，其次是最古引用本文的书。万一这三项都不可得，而本书自有义例可寻，前后互证，往往也可以定其是非，这也可算是一种证实。此外，虽有巧妙可喜的改读，只是校者某人的改读，足备一说，而不足成为定论。例如上文所举张元墓表之两处误字的改正，有原刻碑文为证，这是第一等的证实。又如道藏本《淮南内篇·原道训》：“是放鞭噬狗，策蹄马，而慾教之，虽伊尹、造父弗能化。慾窜之心亡于中，则饥虎可尾，何况狗马之类乎？”这里“慾寅”各本皆作“慾害”。王念孙校改为“慾宾”。他因为明刘绩本注云“古肉字”，所以推知刘本原作“宾”字，只因草书“害”字与“宾”相似，世人多见“害”，少见“宾”，故误写为“害”。这是指出所以致误之由，还算不得证实。他又举二证：一、《吴越春秋勾践隂谋外传》，“断竹续竹，飞上逐实”，今本实作害；二《论衡·感虚》篇，“厨门木象生肉足”，今本《风俗通义》肉作害，害亦实之误。这都是类推的论证，因《论衡》与《吴越春秋》的“实”误作“害”，可以类推《淮南书》也可以有同类的误写。类推之法由彼例此，可以推知某种致误的可能，而终不能断定此误必同于彼误。直到顾广析校得宋本果作“慾实”，然后王念孙得一古本作证，他的改读就更有力了。因为我们终不能得最初底本，又因为在义理上“慾害”之读并不逊于“慾肉”之读（《文子·道原》篇作“慾害之c忘乎中”），所以这种证实只是第二等的，不能得到十分之见。又如《淮南》同篇：“上游于霄露之野，下出于无垠之河’，王念孙校，“无垠”下有“鄂”字。他举三证：一、收选·西京赋》“前后天有垠鄂”的李善注：“《淮南子》，出于无垠鄂之门。许慎日，垠鄂，端崖也。”二人文选·七命》的李善往同。三、《太平御览必部二十：“《淮南子》曰，下出乎→JingDianBook.com←无垠鄂之门。高誘日，无垠鄂，无形之貌也。”这种证实，虽不得西汉底本，而可以证明许慎、高绣的底本如此读，这就可算是第一等的证实了。
所以校勘之学无处不靠善本：必须有善本互校，方才可知谬误；必须依据善本，方才可以改正谬误；必须有古本的依据，方才可以证实所改的是非。凡没有古本的依据，而仅仅推测某字与某字“形似而谈”，某字“涉上下文而误”的，都是不科学的校勘。以上三步工夫，是中国与西洋校勘学者共同遵守的方法，运用有精有疏，有巧有拙，校勘学的方法终不能跳出这三步工作的范围之外。
接庵先生对我说，他这部书是用“立法”的。我对他说：在校勤学上，“全法”和海外新法并没有多大的分别。所不同者，西洋印书术起于十五世纪，比中国晚了六七百年，所以西洋古书的古写本保存的多，有古本可供校勘，是一长。欧洲名着往往译成各国文字，古译本也可供校勘，是二长。欧洲很早就有大学和图书馆，古本的保存比较容易，校书的人借用古本也比较容易，所以校勘之学比较普及，只算是治学的人一种不可少的工具，而不成为一二杰出的人的专门事业。这是三长。在中国则刻印书流行以后，写本多被抛弃了；四方邻国偶有古本的流传，而无古书的古译本；大学与公家藏书又都不发达，私家学者收藏有限，故工具不够用，所以一千年来，够得上科学的校勘学者，不过两三人而已。
中国校勘之学起源很早，而发达很迟。《吕氏春秋》所记“三家涉河”的故事，已具有校勘学的基本成分。刘向、刘敬父子校书，能用政府所藏各种本子互勘，就开校做学的风气。汉儒训注古书，往往注明异读，是一大进步。《经典释文》广收异本，遍举各家异读，可算是集古校勘学之大成。晚唐以后，刻印的书多了，古书有了定本，一般读书人往往过信刻板书，校勘之学几乎完全消灭了。
十二世纪晚期，朱子斤斤争论《程氏遗书》刻本的是非；十三世纪之初，周必大校刻《文苑英华》一千卷（适按，周必大死在一一o四），在自序中痛论“以印本易旧书，是非相乱”之失，又略论他校书的方法；彭叔复作《文苑英华辨证》十卷，详举他们校滩的方法，清代校勘学者顾广析称为“校潍之楷模”。
彭叔夏在自序中引周必大的话：
授书之法，实事是正，多闻阔疑。
他自己也说：
叔夏年十二三时，手抄太祖皇帝实录，其间云：“兴衰治d之源”，闭一字，意谓必是“治乱”。后得善本，乃作“治忽”。三折胜为良医，信知书不可以意轻改。
这都是最扼要的校勘方法论。所以我们可以说，十二三世纪之间是校勘学的复兴时代。
但后世校书的人，多不能有周必大那样一个退休宰相的势力来“遍求别本”，也没有他那种“实事是正，多闻阀疑”的精神，所以十三世纪以后，校勘学又衰歇了。直到十七世纪方以智、顾炎武请人起来，方才有考订古书的新风气。三百年中，校勘之学成为考证学的一个重要工具。然而治此学者虽多，其中真能有自觉的方法，把这门学问建筑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之上的，也不过寥寥几个人而已。
纵观中国古来的校勘学所以不如西洋，甚至于不如日本，其原因我已说过，都因为刻书太早，古写本保存太少；又因为藏书不公开，又多经劫火，连古刻本都不容易保存。古本太缺乏了，科学的校勘学自不易发达。王念孙、段玉裁用他们过人的天才与功力，其最大成就只是一种推理的校勘学而已。推理之最精者，往往也可以补版本的木足。但校做的本义在于用本子互勘，离开本子的搜求而费精力于推敲，终不是校勘学的正轨。
我们试看日本佛教徒所印的弘教书院的《大藏经》及近年的位正新修《大藏经》的校勘工作，就可以明白推理的校勘不过是校勘学的一个支流，其用力甚勤而所得终甚微细。
陈援庵先生校《元典章》的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也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前乎此者，只有周必大、彭叔夏的校勘《文苑英华》差可比拟。我要指出援庵先生的《元典章校补》及解例》有可以永久作校勘学的模范者三事：第一，他先搜求善本，最后得了元刻本，然后用元人的刻本来校元人的书；他拚得用权笨的死工夫，所以能有绝大的成绩。第二，他先用最古刻本对校，标出了所有的异文，然后用诸本互校，广求证据，定其是非，使我们得一个最好的，最近于根本的定本。第三，他先求得了古本的根据，然后推求今本所以致误之由，作为“误例”四十二条，所以他的“例”都是已证实的通例：是校后归纳所得的说明，不是校前所假定的依据。
此三事都足以前无古人，而下开来者，故我分开详说如下：
第一，援庵先生是依据同时代的刻本的校勘，所以是科学的校勘，而不是推理的校勘。沈刻《元典章》的底本，乃是间接的传抄本，沈家本跋原抄本说，“此本纸色分新旧：旧者每半页十五行，当是影抄元刻本；新者每半页十行，当是补抄者，盖别一本。”但他在跋尾又说：“吾友董缓金赴日本，见是书，据称从武林丁氏假抄者。”若是从丁氏假抄的，如何可说是“影抄元刻本”呢？这样一部大书，底本既是间接又间接的了，其中又往往有整几十页的闭文，校勘的工作必须从搜求古本入手。援庵先生在这许多年中，先后得见此书的各种本子，连沈刻共有六木。
我依他的记载，参以沈家本原跋，作成此书底本源流表：
援庵先生的校补，全用故宫元刻本（甲一）作根据，用孔本阿下）补其所门祭祖门，又用各本互校，以补这两本的不足。因为他用一个最初的元刻本来校一部元朝的书，所以能校得一万二千条的错误，又能补得门文一百零二负之多！试用这样伟大的成绩，比较他二十年前“无他本可校”时所“确知为伪误者若干条”，其成绩的悬绝何止百倍？他在本书第四十三章里，称此法为“对校法”，他很谦逊的说：
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均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
他又指出这个法子的两大功用：
一＼有非对校不知其误者，以其表面上无误可疑也。例如：
元关本钱二十定元刻作二千定
大德三年三月元刻作五月
二情知其误，非对校无以知为何误者。例如：
每月五十五日元刻作每五月十五日。
此外，这个对校法还有许多功用，如阔文，如错简，如倒叶，如不经见的人名地名或不经见的古字俗字，均非对校无从猜想。故用善本对校是校勘学的灵魂，是校勘学的唯一途径。向来学者无力求善本，又往往不屑作此种“机械”的笨工作，所以校勘学至今不曾走上科学的轨道。援庵先生和他的几位朋友费了八十日的苦工，从那机械的对校里得着空前的大收获，使人知道校书“必须先用对校法”，这是他奠定新校勘学的第一大功。
第二，他用无数最具体的例子来教我们一个校勘学的根本方法，就是：先求得底本的异同，然后考定其是非。是非是异文的是非，没有异文，哪有是非？向来中国校勘学者，往往先举改读之文，次推想其致误之由，最后始举古本或古书引文为证。这是不很忠实的记载，并且可以迷误后学。其实真正校书的人往往是先见古书的异文，然后定其是非；他们偏要倒果为因，先列己说，然后引古本异文为证，好像是先有了巧妙的猜测，而忽得古本作印证似的！所以初学的人，看惯了这样的推理，也就以为校勘之事是应该先去猜想而后去求印证的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古来许多校勘学者的著作，其最高者如王念孙、王引之的，也只是教人推理的法门，而不是校书的正轨；其下焉者，只能引学者走上舍版本而空谈校勘的迷途而已。校勘学的不发达，这种迷误至少要负一部分的责任。援庵先生的《校补》，完全不用这种方法，他只根据最古本，正其误，补其阔；其元刻误而沈刻不误者，一概不校；其有是非不易决定者，姑仍其旧。他的目的在于恢复这书的元刻本来面目，而不在于炫示他的推理的精巧。至于如何定其是非，那是无从说起的。他的一部《释例》，只是对我们说：要懂得元朝的书，必须多懂得元朝的特殊的制度，习俗，语言，文字。这就是说：要懂得一个时代的书，必须多懂得那个时代的制度，习俗，语言，文字。那是个人的学问知识的问题，不是校勘学本身的问题。校勘的工作只是严密的依据古本，充分的用我们所用的知识学问来决定那些偶有疑问的异文的是非，要使校定的新本子至少可以比得上原来的本子，甚至于比原来的刻本还更好一点。如此而已！援席先生的工作，不仅使我们得见《元典章》的元刻的本来面目，还参酌备本，用他的渊博的元史知识，使我们得着一都比元刻本更完好的《元典章入这是新校勘学的第一大贡献。
第二，接庵先生的四十二条“例”，也是新校勘学的工具，而不是！回校勘学的校例。校勘学的“例”只是最普通的致误之由。校书所以能有通例，是因为文件的误写都由写人的无心之误，或有心之误；无心之误起于感官（尤其是视音）的错觉；有心之误起于有友改善一个本子而学识不够，就以不误为误。这都是心理的现象，都可以有心理的普通解释，所以往往可以归纳成一些普通致误的原因，如“形似而误”“涉上文而误”“两字误为一字”“一字误分作两字”“误收旁注文”等等。彭叔复作《文苑英华辨证》，已开校例之端。王念孙《读淮南内将》的第二十二卷，是他的自序（作于嘉庆二十年乙亥卜八一五〕），‘脖其致误之由”（“对传写讹脱者半，冯意妄改者亦半也”），列举普通设例四十四条，又因误而失韵之例十八条，逐条引排南子》的设文作例子。后来命抛作《古书疑义举例》，其末三卷里也有三十多条校勘的误例，逐条引古书的误文作例子。俞捆在校勤学上的成绩本来不很高明，所以他的“误例”颇有些是靠不住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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