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美德，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与“阶级”有各种各样的联系。统治阶级要求自己的成员具备的品质取决于权力的来源。因而，文人阶层不像军功阶层那样以体力上的优势和充沛的精力为荣耀。当然，统治阶级总要宣称自己拥有的品德是天底下最普遍承认的那种好品德，它们能为自己的更大利益服务，而且还能把好人和坏人区别开来。换句话说，统治阶级希望一般人都相信，把他们推上权力宝座，使他们高于他人的是美德，而不由于他们已经控制了政治和经济资源。
讨论女子美德时需要的话语及阶级基础与讨论男人美德时一样多。我在本章将考察对理想妻子的建构是宋代士人阶层产生的标志这种认识。经济上这个阶层依靠来自土地的收入，也因经常性的商业活动而更富裕。但是他们不只是一个生活舒适的阶层： 为了得到政治权力、社会影响力和文化上的领导权，还必须熟练地掌握文学传统，并能参与和分享时代思潮及其格调。使男女都受赞扬的最主要的品质，简而言之，就是让一个家庭得到功名，跻身于士人阶层。在唐代，墓志铭里受到赞扬的男人和女人都因为他们有显赫的祖先，而且精通礼仪，行为举止得体，这些要素大多与世家大族紧密相连。贵族的妻子们还经常由于美丽而受到赞扬。①然而在宋代，一套相当不同的美德内涵变得引人注目，其中与此时论述的问题最有关联的，我相信，是在那个时代保持上层阶级的身份。
115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因素压倒或遮蔽了社会性别。好的妻子不是好丈夫的翻版。相反，她全心全意接受社会性别差异，视自己的角色为“内助”。她不仅小心翼翼不冒犯丈夫和公婆的特权，还做好任何需要做的家务事使他们生活得更舒适。第一章和第二章勾勒的儒家性别差异和家庭角色的模型支撑着宋代“内助”的理想型。然而对妻子美德的文字描述比原有意识形态的内涵要丰富得多： 它们多方位地关系到如何带领家族在上层阶级里延续和成功。宋代理想的上层阶级的妻子不仅简单地献身于丈夫的家庭；她还有管理方面的能力及文学天才和人际关系中高超的技巧，使她可以保持家庭的繁荣昌盛。
复合家庭中尽本分的儿媳
正如第三章所见，上层阶级的男子非常年轻就结婚了，一般在将近二十岁或二十出头。结婚时的男人越年轻，他的父母和祖父母就越可能仍然活着。（我研究的墓志铭史料里的男女，约一半人活到60岁以上，1/4到70岁。）此外，新郎家里大多都有一个或两个兄弟。（我研究的夫妇，3/4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儿子，一半有三个或三个以上。）②因此新娘开始婚姻生活时一般都是加入一个复合家庭，家里有丈夫的父母或二老之一，可能还有新郎的祖父母或其中之一，一个或几个兄弟，兄弟们的妻子，未婚的姐妹，多半还有兄弟们的孩子。
图13一个尽职的儿媳帮助丈夫照顾他的父母，李公麟（1040—1106）图解《孝经》之一，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L?1986?101）。
这种复合家庭里的新娘被期待着拿出全部精力侍奉公婆并讨好每个可能讨好的人。正如图13手绘卷轴《孝经图》展现的，这种服务的象征是献上食物，③画面上描绘了正在做奉献的儿媳，作者强调她缝纫、做饭、亲自侍奉公婆吃饭，而不是打发下人去做。一个儿媳，看起来应该扮演得像她公婆的仆人一样。比如说陈氏（960—1038），她的丈夫辗转各地当官时，她用做饭、侍候宁愿留在老家的公婆度过了婚后的第一个20年。陈氏的同时代人王氏（959—1038）从不让仆人侍候婆婆，她亲手做好所有适合老年女人吃的东西，天气最热时甚至不断为睡着的老人打扇。李氏（1019—1053）嫁进一个大家庭，家里有丈夫的奶奶、父亲、两个叔叔、四个兄弟。但是没有婆婆，116因此这给她留下照顾病痛中的公公的重任。公公病危时，她用自己的钱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游氏（1077—1132）的公公喜欢招待客人。作为最小的新娘子，她尽心尽力地照顾客人，从不让嫂子们替换她。她还有一个严厉的婆婆，20年里从来不许儿媳们在她面前坐下。由于游氏是惟一顺从得足够讨她喜欢的儿媳，她有病时只接受游氏的照顾。孙汝静（1206—1263）婚后立刻宣布接过婆婆承担的一切重活，她说，婆婆太老了，不能再做体力劳动。婆婆生病时，她照顾她，晚上点上香，祈求减少自己的寿命以延续婆婆的寿命。④
117新娘还会因慷慨大方地拿出陪嫁的东西受到丈夫家人的赞许。我们得知，方道坚（1115—1191）结婚时带过来的箱子多得出奇，但她把每一件东西都交给了婆婆和丈夫的奶奶，后者没有几个人能讨她喜欢。王氏（1132—1192）嫁入一个由长嫂当家的大家庭。她不久就捐出一些首饰维持家庭开支。戴氏（1161—1205）嫁到一个生活朴素、家境一般的家庭，遂卖掉一些衣服、耳环补贴家用，表明自己不吝啬。我们得知，她的公公对她赞赏有加，说她“真吾家妇也”。⑤
复合家庭很难保持和谐，因为家庭成员各自的利益不同。因此人们赞赏那些看起来不为妯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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