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archal）、从父居住（patrilocal）的系统和这个系统对联姻的严格规定。这两种态度的差别不是一个幻想的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工作的问题。作者个人的途径是掌握中文，读了跨度长达3个世纪的难读的文件（一小部分出自一位女士的手笔），越过了无数关于想像的障碍。到了最后，没有不现实的、夸大的女英杰，却有更加针对个人的描写，包括分内责任（如纺麻线或指挥仆人），既有不可想像的又有常见的艰难，既有小小的享乐又有极度的奢侈。我们可以满意地谈论她们的全部重要性，尽管可能不像那些男性征服者让人心惊肉跳的故事那么起劲。越过社会性别和文化差异——不仅是时间上的差异——的曲线、艰难地达到的历史的理解使历史英雄主义幻想的色彩暗淡了，一如伊沛霞表达她不让“我的想像跑得太远”的关注时所暗示的。结果，这出戏的历史舞台背景不同，演员更多，没有主角，观众听到的声音并不那么独特，台词断断续续，需要更多的注意才能捕捉住它的信息。
但在这里我们再次接近了幻想的境地。在这里，支配许多妇女史学家（包括研究者和作者）的信念是她们的业绩“改变”了历史自身的性质，那就是，妇女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英雄主义类型，因为它重建了一个不同的过去，并且通过使历史专业的分析实践少一些性别主义和偏见，发挥了一种更加另类的作用。我愿再次指出这种低调，作为历史学家的伊沛霞以这种低调说出了她的大多数断言。她坚持不懈地把自己获得的洞察力转换为质疑中国主流史学的问题。能够想像我们的知识将会重塑世界，这一直是很重要的。但同时我们必须确保方法论上的幻想是作为问题提出的，从而给其他的解释和叙事留出行动的空间。《内闱》向读者提出的问题和其他学者的洞见敞开自己，不妄做最终结论。
这本书不提供令人满意（或震惊）的那种读者会轻易认同的叙事，也不展示宋代妇女生活的异国情调的差异。相反，它提供给我们有时难以把握、有时对我们和我们的生活来说更为常见的材料。通过提出关于妇女生活、社会性别、我们为什么阅读历史和怎样撰写历史等问题，伊沛霞使《内闱》成为一个我们必须进入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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