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墓志铭一样，这篇铭文给墓主的评价相当高。上官氏拥有固定模式中女人多方面的美德，如她从不愚蠢地说笑，懂得怎样获得娘家或夫家的亲戚的爱戴和感激。这段铭文也为表现撰写者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表明韩元吉对她克服了如此的逆境印象深刻；他对女人受教育给以积极的肯定，至少在她用之于儿子的教育时；他认为面对死亡时仍能背诵经文的女人值得仰慕，因为她的镇定或者可能因为她的宗教造诣。读过很多这样的铭文后，我们就会了解到，在男性作者对女人的体验中他们认为什么最特别，当他们想到家庭生活时什么使他们感到温暖。
但我仍然认为这些史料透露了远远多于作者原有评价的信息。以这条铭文为例，它写出了上官氏一生重大事件的具体细节。我在本书不仅用它做数量分析（例如，它既是一个表现了不同集团之间的婚配的个案，也是40—45岁之间的孀妇的个案），还把它当作一位父母家境宽裕、信仰佛教、伴随丈夫就任地方官的受过教育的女性的例子。从这个墓志铭我们可以预见当妻子来自比夫家更富裕的家庭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她可能用嫁资实现买墓地这样的家庭目标；她还可能在丧夫后带子女回娘家住下去。
虽然用叙事史料很难对婚姻进行分析研究，也不利于找到婚姻塑造妇女生活的途径，但它是进入语境并发现复杂动机的惟一道路。洪迈、周密和韩元吉（像司马光和袁采做过的）可能写过触及离婚和寡妇问题的文章。他们的概括将成为了解他们的思想的有趣的证据，但是远不如关于特定女人的传记资料记载女性在特定环境的言行所做的贡献大。读过很多叙事史料以后，我发现一部分宋代作者的概括性叙述是真实的，17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部分： 具体发生了什么。比如，从阶级偏见、性欲到对母亲的感情，对这些情感的解释在概括性文本中相对被忽略，但是在特定人物的传记资料中却清晰地浮现出来。
史料里基于阶级和社会性别的偏见
我使用了一条又一条可以互补的史料，但它们没有对我打算追踪的每个问题提供同样多的证据。各种表现女性和婚姻的史料最多。涉及男人和女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的史料也很多。语境的问题——何种环境产生何种行动——也很好地被触及到了。但是判断实际上某种行为的发生率几乎是不可能的。史料常允许我说一种行动是常见的、或是常见的同类事件、或不常见但已经被意识到的，但是不能说它代表了一个地方百分之十、二十或三十的人。
我们必须认识到史料里存在的阶级的偏见。本书引用的史料多描写士人阶层以外的人： 大多数法律案件中的当事人、洪迈及其他讲故事的人谈到的大约半数都是普通人，既不是官员、也不是官员的亲戚，甚至也不一定受过教育。比如王八郎是商人，他妻子多半一个字不识。有关男到女家的入赘婚姻、通奸、乱伦、离婚、寡妇的困境、再婚的寡妇的细节，大多出自于这类记载当中。相比之下，墓志铭作为能够最好证明有关女性的联姻和美德的史料，记述的绝大多数对象是士人及其依附者（包括妾、奶妈、保姆）。结果是完全不对称的： 关于理想的女人的资料多来自上层阶级妇女生活的记叙史料中，然而关于不幸的婚姻、遭到鄙视的行为和不幸的环境的记载多来自于普通男女的生活。
今天没有人会认定具有美德的人全都是文人学士，而堕落的行为全都出自穷人，我尽最大努力避免把任何一类行为和阶级的划分连在一起。相反，我把这种修辞上的不对称解释为阶级的“表现”。声称士人阶层的女人具有美德加强了士人阶层的权威。如果作者与讨论的话题保持距离，那么通奸、乱伦等话题会比较容易谈起： 这类行为是道德观念不规范的人的罪恶。但这不等于说行为和价值观当中没有阶级的差异。判定农妇是否具有吸引力时，18顺从和体态的谦恭就不像在上层阶级女性那里那么重要。没有财力纳妾的男人休掉没生孩子的妻子或许不太会招致恶评。没有收入的男人比继承了土地的男人更可能赶走兄弟和堂兄弟的遗孀收养的继承人，然后换上自己的儿子。但是史料中存在偏见，使证实这些差异的证据不易得到。
史料更严重的另一种局限性在于它们几乎都是男人写的。（惟一留下全集的女作者是李清照［1084—约1160］，本书将数次提到她，但她笔下表达的大多是爱情、感伤和绝望，涉及生活具体细节的史料很少。）男作者当然不像女人那样看问题。没有一个社会在男男女女共处状态当中的女人会像在只有女人、特别是熟悉的女人圈子里那样行动。男人在场时，女人似乎完全不同，但只有同性时，女人会机智地用男人的自负和偏见开玩笑、取乐。一项当代中国农村妇女的人类学研究发现，女人只有在男人不在场时才愿意承认自己也有权力。另外，有关女人身体的话题——月经、怀孕、显得有魅力、变老——肯定在只有女人时而不是男女混杂时谈论得比较多。比如，女人会谈起裹自己的和女儿的脚的事，但男人的记录里没有这些对话。难道女人没有谈论日常生活的快乐和养育孩子的经验？但是，我们无从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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