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只有女人时她们说什么。写作的女人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男人定格化的话题，比如分别后的闺怨。尽管那些喜欢女人的陪伴、与母亲、妻子和女儿的关系密切的男人可能十分同情、真实地记录他们的所见所闻，但他们仍可能会误解道听途说的信息。作者倾向于用两分法把女人的品行归结为好的（温和、可爱、可靠、美丽）和可怕的（嫉妒、啰嗦、小气、苛求、媚惑），多半由于不能发现使妈妈那么美妙可爱而使其他女人如此危险的那种共同点。因此我不断地质问自己对叙事史料的解读应该推进到哪里。支持我利用叙述性史料反映它们的作者无意于表达的事情的论据是，我的问题和他们的不同。反对我这样做的论据是，宋代的男性知道他们的世界里的各种事情，而我却因几个世纪的流逝不能得知，因此如果我读史料时过分被自己的问题诱导，我的想像就跑得太远。我希望我能够达到合理的平衡点。我很清醒地知道本书提出的揭示婚姻状况的方式不曾被宋代的男女采用过。19但是我尽力贴近史料，并指出史料中是谁就某位女士或一般意义上的女性说了些什么。
揭示并解释“变化”
贯穿全书的问题是变化： 女人面临的形势通过什么方式发生变化？如何解释已经发生的和没有发生的变化？由于唐代的史料不像宋代那么多，而且不一定具可比性，因此重要的是不能过高估计变化的范围，不能误认为史料更多就意味着这种行为更多。即便是贯穿有宋一代的变化也很难充分证实，因为不是各个时期都具备足够的以资比较的史料。现有的法律判决书几乎都是13世纪以后的。比较之下，法律和法令的年代比较靠前。洪迈编纂的那种见闻录最多对认识11世纪末和12世纪有用。即便使用那个时期都有的墓志铭，也应保持警惕，它们之间的不同不一定与时代的变化有关；相反，它们可能反映了阶级或地域方面的不同，也可能反映了个人背景中的偶然因素（如丧偶年龄）导致的差异或个性使然的差异。如果有几千个事例，我可以通过统计分析排除一些可能性，但是只有二百多个事例时，这就几乎不可行。因此我第一项工作就是确认那些用来论证变化确实发生了的史料足够有力地成为展开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因为我如此倚仗叙事史料，这些表示变化确实发生了的史料却未能解释变化。为了分析改变态度或做法的原因，我必须寻找相应的别的历史发展。我尤其要寻找这些变化与经济发展的联系，包括增长中的商业化和城市化，土地财产转移的方式；还有宋代地理环境的变化，比如北方地区被非汉族游牧族群占领及人口的稳定南移；士人性质的变化，特别是入仕途径的变化，以及其他获得和保持社会地位的办法；儒学复兴和特别是程朱理学这个流派的逐步成功。
我希望我抓住的这些历史潮流与婚姻实践、妇女生活中的变化之间的联系有说服力，或至少可信。比如我提出，科举制激发了争夺学问好的女婿的竞争，反过来抬高了嫁资。我还提出，城市化、增长中的繁荣经济、士人阶层的扩大等等都刺激了对下层妇女为上层提供服务的需求，20如当婢女、妾和妓女，这一市场的发展使有关女性魅力的标准和男女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但是上述历史联系还只是假设，因为能够证实这些偶然联系的证据还不存在。然而，即使我不得不满足于过于思辨的假设，有关变化的话题那么重要，仍足以引起更多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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