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每年随驾出行的大小官员前歌后舞而归，现在再要出行，难道有必要非这样急于行动不可吗？臣愚蠢地认为后患生于不戒备的情况太多了！西汉推崇重用外戚，而发生了王莽的祸乱；梁武帝好收容叛变投降来的，而发生了侯景的变乱。如今陛下要用几年时间北巡，已经对无乱习以为常，不考虑后果，要前往不止，臣很是恐惧。有些事情明知不可行却贸然去做，那么有后患是必然的了。
“议论的人又说往年辽国的君主，春水、秋山、冬夏四时各有行在之所，秋冬避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年以为常，老人们仍然喜欢谈论他们，认为他们真正得到了快乐之趣，陛下是仿效他们罢了。臣愚蠢地认为对三代之政现在有不能照搬行事的，况且辽国过于崇尚这一套了。而且本朝和辽国王室情况不同，辽国的基业根本在山北的临潢，臣知道他们所巡游的不过是临潢附近的地方，也没有重山阻隔，冬季还是住在燕京。契丹人以追逐水草靠畜牧为业，以毡帐作为居室，迁徙无常，加上属地狭窄，礼仪器具特别简单，辎重不多，所以隔上三、五年才能走一回，也不是年年如此。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的燕京，怎么可以舍弃燕地而去山北呢？京都的人们居室是房屋，不便迁徙。今天我朝幅员万里，只尊奉一位君主，承蒙太平时间久了，各地制度不同，文物丰富面广，辎重浩繁兴旺，随着圣驾繁殖人口、聚积物力，超过了百万数目，陛下怎么年年能够出巡，拿自身的快乐，却每年使百万人拴在劳役上、伤在财物上，不得其所，陛下能忍心这样吗？臣又听说，陛下在打猎合围的时候，麋鹿充满包围圈里，对大而壮的麋鹿才拿几十头来奉祭宗庙，其余的都放纵它们，不忍多杀。这样看来，陛下的恩惠可以到禽兽，却不到随驾远征的众多臣子庶民身上。
“议论的人说，前世遵守成法的君主，生长在深宫怕被风吹日晒，射箭、骑马都不会，志气萎缩懦弱，筋力拘谨柔弱，遇到祸患惧怕颤抖，往往是束手就亡。陛下考察上述情况，不怕辛苦自身，想远巡金莲川，到达松漠，名为坐夏围猎，实是服劳讲武。臣认为战备不能忘，打猎不能废，宴安鸩毒也不可怀，然而事贵适中，不可过分。现在过于防范骄惰的忧患，而先蹈万一有危险的旅途，与无病而服药有什么两样？况且想习武不一定要出关，涿、易、雄、保、顺、蓟等县境内地广而平，而且都是邦域之中，随时围田打猎，谁说不可以！伏地乞求陛下发出诏令，撤回往北驱驾的车马，堵塞去鸡鸣的路途，安然留在中都，不再往北巡幸打猎，那么宗社无限的安定，符合天下莫大的愿望啊！
“现如今四海之内安定图治，朝廷至尊威严，圣人做事，本来是臣下要顺从的时候，然而臣却以蝼蚁似的性命，进表危急恳切的建议，仰犯雷霆之威，身陷官吏的议论之中，轻则名位削除，重则身首分裂，若为自身着想，难道不太愚蠢荒谬了吗！只要陛下深谋远虑，不因为我个人这些废话，而以宗庙天下为大计，俯垂听取，则小臣平素的愿望得以实现，虽死犹生，其他不是我所期望的。”
世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取消了这次出行金莲川的计划，并且晓谕辅臣们说“：梁襄劝说朕不要驾幸金莲川，朕认为他的意见是可取的，所以取消了这次行动。然而梁襄极力所说的隋炀帝因为巡游败国，不也是过分了吗！像隋炀帝这样的君主是由于失道虐民，自取灭亡。民心已经背叛了他，即使是不巡幸国家怎么能保得住？作为人君的只要能尽到做国君的责任，那么即使不时地巡幸一下，难道对国家会有什么损伤吗？治乱无常规，顾忌所采取的行动何至于像这样？难道一定要深处九重宫内便说是没有祸患，巡游的时候就应验祸乱的吗？”
梁襄由于这件事而以直言闻名。他被提升为礼部主事、太子司经。选为监察御史，因为漏察宗室弈事而受牵连获罪，被罚一个月的俸禄。世宗指责他说：“监察，是君王的耳目，有了传闻即行弹劾是可以的。等到朕亲自发现了那件事，还要你监察干什么？”调梁襄任中都路都转运户籍判官，不久，迁通远军节度副使，因丧事离职。服丧期满，被授予安国军节度副使，同知定武军节度使事，回避他父亲的忌讳改震武军。太常卿张日韦、曹州刺史段铎举荐梁襄学问广博，熟习典故，可以出任礼官。转任同知顺义军节度使事、东胜州刺史。因为簸扬去俸粟中的糠皮杂物后责令仓典使赔偿，被按察司所弹劾，处他拿财务赎回俸粟。历任阝奥州刺史，直至迁升保大军节度使，逝世。
梁襄精通《春秋左氏传》，以至于对于地理、氏族，无不贯通。自少年成才至晚来尊贵，衣食常年简单平淡，然而舆论者却讥笑他太节俭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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