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踏步地走到写字台前，伸手按了一下桌子上的电钮，两个日本宪兵立刻走了进来，凶神恶煞般地站在他们的长官面前。”
“马上预备一辆汽车，把这个女人拉出去枪毙，立即执行！”
“在这诀别的时刻，我象一阵风一样扑向我的米丽，紧紧拉住了她的手。这双手，过去给了我多少温存和爱，今天又保卫了我的生命！米丽的手是冰凉的，好象我握住的是就要溶化的两块冰！”
“突然，我的脸被急促朝我奔来的平三郎狠狠地打了一拳，这重重的一拳来得是这样猝不及防，我趔趄着朝后退去，耳畔灌入平三郎咆哮：‘混蛋！滚开！我不喜欢这种伤感的告别仪式。要不是因为留下你还有事情可作，我……’”
“米丽刚被两个日本宪兵架到门口，突然挣扎着扭过头来，说出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句话：‘你可一定努力地画啊！去画可爱的山河，请你在画面上为我涂上一笔桔黄，那是我最喜爱的颜啊！……’”
“罪恶的枪声响了，日本军主义者就这样枪杀了一个爱的天才画家——我的米丽。”
“我眼睛冒着火，充满憎恨地望着平三郎，当枪响的时候，他本来是站着的，随着枪声的消失，他颓然地跌坐在转椅上。”
“平三郎有气无力地抽出了一只烟叼在嘴上，但由于手的颤抖，几次都没有划着火柴，我鄙夷地对他说：‘你害怕了？你们杀死了一个无辜的人，这也是你的美术老师教给你的吗？’”
“‘不！杀死米丽的不是我，而是你！’平三郎扔掉了手中的烟卷，站起来对我嚷道：‘对，你才是杀人犯！米丽就死在你神奇的画笔下，在这场生死存亡的竞争中，你击败了对手！也许或者还是你的朋友吧？你是个小人，对，是小人！我现在断定你不是共产，只是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被俘的共产我见过很多，他们在生命受到威胁时，总是把活着的希望留给别人，这也是我们识别一个人是不是共产的办法之一。而你的所作所为和共产的教义恰恰相反。不过这倒增加了你对我们的价值。收拾好你的东西，立刻跟我一起去见我的长官，如果他同意你活下来，你就老老实实地和我们合作，如果你想耍什么花招儿，我随时都有收回自己诺言的权力！’”
“以后的事情你看看材料就清楚了，许多见证人还活着，我也没有什么新的补充了，……我现在有点累了。简单地说，我被两个日本宪兵押着，和平三郎一起坐上了汽车，朝他们的司令部开去。汽车在蜿蜒的盘山公路上爬行着，米丽的影子不时地在我眼前跳动着……在汽车朝下坡冲去时，我趁看守的日本兵不注意，抢起画箱朝司机的头上砸去，慌乱中平三郎朝我开了一枪，打中了我的左肩。但汽车也失去了控制，翻进了山沟。在汽车打滚时我被甩出了车厢，才没有和平三郎他们一起同归于尽。后来，在当地群众的接应下，我忍着伤痛赶回了游击队。全部的经过就是这样。这就是我被捕后‘为敌作画’的全部过程。”
“那后来找到米丽的遗了吗？”
“没有。”筋疲力尽的宋来雨痛楚地摇着他那飘着花白头发的脑袋，两只带着手铐印痕的手又一次神经质地互相搓着，“一个星期后，我们在正规部队的配合下，向这个设在山沟里的日本宪兵队发动了攻击，全歼了守敌，抢回来一批文物。我们在打扫战场时找遍了山沟，也没有找到米丽的遗，只是发现了一堆堆经过狼饱食后留下来的白骨，也不知那一堆是米丽的。……”
……
春风拂去了历史的尘埃，吹绿了枯萎的百草。的关怀使宋来雨的冤案得到了昭雪。
不久，我和宋来雨作为同一个文化代表团的成员，越过海峡，去到了一带的友好邻邦日本。
在东京逗留期间，我们应邀参观了一次由日本各流派共同举办的画展。作品精湛的技艺、巧妙的构图、不断创新又不失日本民族特的手法和鲜艳的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博学的宋来雨一边欣赏着画一边对我感慨地说：
“你看，从这些画上能感受到日本画是在飞鸟时代由于我唐代的鉴真和尚的到来，在中画的熏陶下发展起来的，当然也同时受到了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可是你能说这里展出的画是中画的复制品吗？不能，善于借鉴和吸收世界各……
[续最后一幅肖像上一小节]民族的精华，但又保持独立的不断向上的民族精神，这一点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啊！……”
走进油画厅，宋来雨突然象触电般地一动不动地停在一幅油画前，脸上流露出痛苦和惊愕的表情。我奇怪地靠近他，只见他微微摇晃着身躯，脯在激烈地一起一伏，脸变得雪一样的苍白。
“怎么啦，宋老师？”我急迫地问。
宋来雨把手向油画一指，还役来得及说话，就一头栽倒在我的怀里。我意识到他一定是因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心脏病又发作了。
陪同我们参观的日本朋友急忙用救护车把宋来雨送到了一所最好的医院抢救。当一切安排就绪后，我怀着激动和好奇的心情又回到了使宋来雨的心脏病突然发作的那幅油画前面。
当我的目光接触到画面上的人物那双亮晶晶的小眼睛时，自己的心脏一刹时也好象停止了跳动——原来这就是三十多年前，使宋来雨生存下来的米丽为平三郎画的那最后一幅肖像画！
在平三郎的肖像画旁边，悬挂着一块写着说明文字的白木牌。我略通日语，弄懂了说明的主要内容：
这幅成功的肖像画创作于对华战争的那些不幸的岁月里，是一个有才华的、年轻的中画家，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只用了两个小时完成的。平三郎先生此次把这幅珍藏了多年的油画拿出来公开展览，是为了表示对在战争期间受到严重摧残的中人民的忏悔之意。据平三郎先生介绍，在创作这幅油画的时候，一个无辜的中女青年画家被枪杀了，她的名字叫米丽。
我的异常的激动，引起了陪同参观的日本朋友的关心和惊疑。我向他们表示，为了弄清一些情况，我希望能拜访这次油画展览的主办人。
在他们的协助下，在一座三十多层大楼的第十层的一间宽阔舒适的办公室里，我见到了曾经多次访问过我的文化界知名人士、这次油画展览的主办人铃木先生。
在肃穆和悲哀的气氛里，我讲述了宋来雨、米丽和她的最后一张肖像画的故事。在座的日本朋友都默默流下了眼泪。一个年轻的日本姑娘好几次拧干手中浸透泪的手帕。铃木先生感慨地说：“我要把这个动人的故事写出新的说明，挂在平三郎的肖像旁边，以此激发日本人民，为争取早日缔结日中善条约而克尽我们的职责。”
“请问，平三郎先生还健在吗？”我好奇地问铃木先生。
“他还健康地活着。”铃木先生从抽斗里拿出一封信，“这是平三郎前几天从奈良给我寄来的信。信里再三强调，他的肖像是非卖品，有着重要的纪念意义，是哟，当人类的命运纵在少数寡头手里的时候，人们就象江河中的泥沙一样，任凭汹涌的波涛把它们卷进无底的深渊而不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但是还有一种更加汹涌澎湃的流，那就是人心。目下，平三郎先生和大多数日本人一样，正在为日中善条约缔结而展开社会活动。你见了他就知道了——真是个精力充沛的人。”
一个晴朗的早晨，在铃木先生的陪伴下，我们乘火车由东京到了风景如画的古城奈良。
平三郎已是一位银发飘洒、目光矍铄的日本老人了。奇怪的是他走到我们的旁边，并不朝我们伸出手，我定睛一看：噢！原来他已失去了双臂，两只肥大的袖子是空的。
老人站到了我们的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用略带山东口音的中话颤颤巍巍地说：
“欢迎，欢迎！我真诚地欢迎你们到我——这个对中人民犯下了弥天大罪的前日军少佐的家里作客。我真是太感激你们了——你们给了我一个赎罪的机会。”
我望着这个面容和善的老人，心里暗暗地思忖：难道这就是当初那个骄狂的法西斯分子吗？可一切是多么不同了啊！——当初令宋来雨深恶痛绝的小眼睛里那种诈的目光不见了，现在他眼眶里转动着热情的泪花，眼眶周围堆着的皱褶，看起来象平静的面上的波纹那样安详……
我们在平三郎谦恭地引领下，到了一间日本式的茶室，在茶室地榻上，一个高起来的石台上面摆着绚丽多姿的日本特有的花。
我们盘坐在地榻上，平三郎则双膝跪在上面，彼此寒暄了几句之后，平三郎刚才微笑着的面容消失了，脸上蒙上了一层忧郁和神秘的影。他突然吃力地朝地榻上弯着自己的腰身，由于失去了手臂的支持，他失去了平衡，差一点栽倒在地榻上。我赶紧用双手扶住了他的肩膀，把他扶正坐好。他缓缓地抬起了头，眼中浸满了一汪泪：
“德高望重的铃木先生通过电报，让我知道了这最后一张肖像画的真相，是我自下令杀死了一个伟大的中女。米丽小要是活到今天，肯定会成为一个对世界文明有重大贡献的大画家，我这不可饶恕的罪过啊！……”
他的悲枪的声音使整个屋子的气氛变得十分肃穆，人们象跪在圣坛下面等待圣灵显现的教徒那样虔诚地低下头去。铃木先生扫视了一下屋里所有的人，说：
“平三郎君，如果回忆而缺少思考，那么对未来并没有多大益，重要的是向前看，今后应该做些什么……”
我也委婉地说：“铃木先生说得对，造成这一切不幸的根源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听说你们押着宋来雨的汽车翻到了山下，您是怎样死里逃生的呢？”
一个日本女人拿着一条毛巾，走过来替平三郎擦干了脸上挂着的泪。他扭动了一下身子，说：“我固然该死，可是那次要是摔死了，也只能是个糊涂鬼。当时只是摔折了两条胳膊，昏死了过去。后来被巡逻的日军发现，抬了回来，被送回日本治疗，我才在这场本来注定要丧命的战争中侥幸活了下来。我还希望能再活二十年，因为我觉得，我为日中友好再奔波二十年，也赎不清自己欠下的罪过啊！……”
从平三郎那激动的声音听得出来，他这话是发自于肺腑的。我赶紧摆着手说：“我是因为这最后一幅肖像画的故事时时激动着我，我想，把它写成小说倒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因此想了解一下您当时的心理活动，您看可以吗？”
“那太好了！我衷心地感谢您，感谢您将用笔去为米丽塑造一座纪念碑。我要把我悔罪的情意编成一个花圈，敬献在她的碑前。只是……只是请您在发表的时候，不要用我的真名。因为……因为我想在死之前，一定要访问中一次，这是我多年未了的宿愿。我还没有对您说过吧，我出生在你们的旅顺口，用汁把我养大的也是一个中女佣人，十几岁时才随父迁回日本……”
“怪不得您的中话说得这么好呢！”我了一句。
“平三郎君也可以算个中通喽！”铃木先……
[续最后一幅肖像上一小节]生笑着说。
“是呀！中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了！当时我被迫放弃了在《每日新闻》的职业，再度到了中，不过却是去杀人放火的，如果您用真名发表，我怕中人民会把我赶出你们神圣的门的……”
屋子里的人都笑了。
“您在审问宋欣和米丽时，和你们惯用的刑法不同，甚至有些不好理解，您当时是怎样想的呢？”笑声过后，我又问了一句。
平三郎没有马上回答我的问话。显然，我的问话虽然比较含蓄，但他已经完全理解了我的意思，他的笑容收敛了，正象宋来雨当时看到的那样，他的咬肌又在不规则地抽动着。许久，他才沉痛地说：
“该从何说起呢？我诅咒那个该死的年代。当时我还很年轻，正在我向自己的事业进军的时候，战争改变了我的职业和命运——由一个艺术家变成了杀人犯。战争初期，几乎每一个日本军人都有过被大东亚共荣煽起来的狂热，但是，战争末期，许多日本军人，特别是军队里那些战前的作家、工程师和医生，已经感到战争的最后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了，既感到战败的耻辱，也感到个人没有出路。在这种情况下，有的自杀了，有的酗酒或者玩弄女人，有的更加疯狂的去屠杀中人民……。我的精神也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之中，我担心自己随时会被中人杀死；惋惜自己的天才和事业；心中没有一丝希望；我恨东条，也恨中人；我就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开始这场审讯的。至于画像，我一方面要考察一下他们是否有真才实学，一方面也想看看中人的神经是不是比我更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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