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死而益光，故《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可上或有人字。）又曰：“乐只君子，德音不已。”谓死而不亡也。（已，或作忘。亡，或作忘，方作已。）夫今之人，务利而遗道，（或无夫字。遗，或作违。）其学其问，（问上或无其字。）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获一位，（或作官。）则弃其业，而役役于持权者之门。故其事业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忘，或作亡。）
愈今二十有六矣，（今下或有年始字。）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岂为晚哉？（岂上或有年始字。）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于今，必有得于古；不有得于身，必有得于后。用此自遣，且以为知己者之报，执事以为如何哉？其信然否也？（为如，或作谓如。）今所病者，在于穷约，无僦屋赁仆之资，无袍粝食之给。（粝，兰末、厉赖二音。）驱马出门，不知所之，斯道未丧，天命不欺，岂遂殆哉，岂遂困哉？窃惟执事之于愈也。（执事下或有者字。愈下或无也字。）无师友之交，无久故之事，无颜色言语之情。（颜色言语，或作言语颜色。）卒然振而发之者，必有以见知尔。（或作耳。）故尽暴其所志，不敢以默。（以默，或作默默。）又惧执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则拜见之不可期，（至下或有于字。期下或有也字。）获侍之无时也。是以进其说如此，庶执事察之也。（庶，或作幸。之下或无也字。）
与张徐州荐薛公达书（此篇疑非公作，当删。）
与少室李拾遗书（诸本室下有山字，李下有渤字。今从蜀《苑》、《新书》。此书作于元和三年，公时尚为博士。据《新史》，渤有传，字浚之，刻志于学，隐少室。元和初，户部侍郎李巽，谏议大夫韦况，交章荐之，诏以右拾遗召。于是河南少尹杜兼，遗使持诏币，即山敦促。渤上书谢：“昔屠羊说有位三旌，禄万钟，知贵于屠羊，然不可使妄施。后贱贾也，犹能忘己爱君；臣虽欲盗荣，以济所欲，得无愧屠羊乎？”不拜。洛阳令韩愈遗书云云。渤心善其言，始出家东都。每朝廷有缺政，辄附章列上，即此书也。然公尝为河南令，而未尝为洛阳令，史之误，类如此。以公之集，考史之载，其差误盖不止此云耳。此书虽不见于正集，而史载之，则知《外集》之文，亦未可轻议其非也。渤元和九年起为著作郎，太和中，终太子宾客。）
十二月某日，愈顿首。（或无此八字。）伏承天恩，诏河南敦谕拾遗公，（拾遗公，《新书》作遗公，篇内并同。）朝廷之士，引颈东望，若景星凤皇之始见也，争先睹之为快。方今天子仁圣，小大之事，（小大，《举正》作大小，恐误。事，或作士。）皆出宰相，乐善言，如不得闻。自即大位已来，于今四年，（宪宗以永贞元年即位，至今四年，即元和三年也。）凡所施者，无不得宜。（者，或作为。凡所施者，《新书》作“凡所出而施者”。）勤俭之声，宽大之政，幽闺妇女，草野小人，（草，或作山。人，《新书》作子。）皆饱闻而厌道之。愈不通於古，（愈，或作某。於，或作于。）请问先生，世非太平之运欤？（或无世字，非作匪。《新书》作“兹非太平世欤”。）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谷熟衍，符贶委至。若干纪之奸，不战而拘，强梁之凶，销铄缩栗，迎风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视若不成人。（《新书》无自字。视，或作是，非是。）四海之所环，无一夫甲而兵者。（而，作与。）若此时也，（若上或有未有字。）拾遗公不疾起，与天下之士君子，乐成而享之，斯无时矣。
昔者，孔子知不可为，而为之不已，足迹接于诸侯之国。（或无足迹字，）即可为之时，自藏深山，牢关而固距，即与仁义者异守矣。想拾遗公冠带就车，惠然肯来，舒所蓄积，以补缀盛德之有阙遗，（或作遗阙，《新书》无有、遗二字。）利加於时，（利下或无加字。加於，《新书》作加于。）名垂于将来，踊跃悚企，倾刻以冀。（倾，或作顷。）
又窃闻朝廷之议，必起拾遗公。使者往若不许，即河南必继以行。（或无即字。）拾遗征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则辞少就多，（则，或作即，《新书》无则字。）伤于廉而害于义，拾遗公必不为也。善人斯进，其类皆有望于拾遗公；拾遗公倘不为起，使众善人不与斯人施也。（或无使字。也，或作者。今按：此句疑有误。）由拾遗公而使天子不尽得良臣，君子不尽得显位，人庶不尽被惠利，其害不为细。（人庶，或作庶人。）必望审察而远思之，（而下或有长字。远，《新书》作谛。）务使合于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
答刘秀才论史书（刘秀才或云名轲，字希仁，集中不他见。公是时为史馆修撰，刘作此书以勉之。柳子厚有与公《论史官书》曰：“前获书言史事，云具《与刘秀才书》，及今乃见书稿，私心甚不喜”云云。反复论辨，皆以公为不肯任作史之责，则柳所见，即公此书也。李汉自谓“收拾遗文，无所失坠”，乃逸此篇于正集之外，岂以其尝为子厚所辨驳而遂弃欤？或问张子韶曰：“退之与《刘秀才论史书》，言作史不有人祸，必有天殃。子厚以书辟之，其说甚有理。退之所论似屈。”子韶曰：“此亦退之说得未尽处，想其意亦不专在畏祸，但恐褒贬足以贻祸，故迁就其说，而失之泥，宜为子厚所攻。”）
六月九日，韩愈白秀才。（或无此九字。或作“某月日，韩愈白，刘君足下”。）辱问见爱，教勉以所宜务，敢不拜赐。愚以为凡史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为，或作谓。）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或复出“实录”二字。见下或有矣字。）然此尚非浅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贬邪？
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齐太史氏兄弟几尽；（或无氏字。《左传》襄二十五年，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报任安书》曰：“左氏失明，厥有国语。”）司马迁作《史记》，刑诛；（《汉书》：天汉二年，李陵降匈奴，迁盛言陵忠，武帝以迁诬罔，下迁蚕室。）班固瘐死；（和帝永元初，洛阳令种兢以事捕固，固死狱中。洪庆善云：“瘐音愈，囚以饥寒死也。”今本误作疲，或作瘦，或作废，皆非是。）陈寿起又废，卒亦无所至；（寿字承祚，仕蜀为观阁令史，遭父丧，有疾，使婢侍药，乡党以为贬议。后以母忧，母遗言葬洛阳，寿遵其志，又坐不归葬，竟被贬议。）王隐谤退，死家；（隐字处叔，晋太兴初，官著作郎，为虞预所斥，竟以谤黜，归死于家。）习凿齿无一足；（凿齿，字彦威，襄阳人，以脚疾（居里巷。）崔浩、范晔赤诛；（浩字伯深，后魏人，著《国书》三十卷。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以罪夷其族。晔字蔚宗，宋人，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谋反伏诛。赤或作“赤族”二字。）魏收夭绝；（收字伯起，著《后魏书》一百三十卷。北齐后主武平三年卒，无子。夭或作天。）宋孝王诛死。（孝王事高齐，为北平王文学，撰《关东风俗传》三十卷。周大象初，预尉迟迥事，诛死。）足下所称吴兢，（兢撰《梁》、《齐》、《周》史各十卷，《陈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天宝八载卒于恒王傅。）亦不闻身贵，而今其后有闻也。（或无今其字，或无其后字。）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
唐有天下二百年矣，圣君贤相相踵，其余文武之士，（士上或无之字。）立功名跨越前后者，不可胜数，岂一人卒卒能纪而传之邪？（能上或无复出卒字。《司马迁传》：“卒卒无须臾之间。”颜曰：“促遽之意也”。）仆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或无就字。敦率，犹敦勉也，或作敢为，或无此二字。今按：此二字，恐有脱误。）宰相知其无他才能，不足用，（他上或无无字。）哀其老穷，龃龉无所合，不欲令四海内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职荣之耳，非必督责迫蹙令就功役也。（就下或有其字。）贱不敢逆盛指，行且谋引去。（且，一作自。）且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传闻，或作传云闻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万世乎？（或无乎字。）若无鬼神，岂可不自心惭愧；（自心上或有可字，非是。或无心字。）若有鬼神，将不福人。仆虽，亦粗知自爱，实不敢率尔为也。
夫圣唐钜迹，（或无圣字。）及贤士大夫事，皆磊磊轩天地，决不沉没。（《文苑》决下有必字，又云蜀本作“落落掀天地”，而无必字。又按：“决，或作决地，或作抉地。”今按：古潮本，轩亦作掀，而无必字。盖因柳子厚书云，所云“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故诸本或误加必字耳。今从《柳集》作轩，从潮本去必字。）今馆中非无人，将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将必或作必将。）后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或脱“不在”二字。）亦宜勉之！愈再拜。
与大颠师书（此书诸本皆无。唯嘉小杭本有之。其篇次在此。与作召。颠作巅。师作和尚。方本列于石刻之首。今从杭本附此，而名篇从方氏。杭本又注云：唐元和十四年，刻石在潮阳灵山禅院。宋庆历丁亥，江西袁陟、世弼得此书，疑之，因之滁州谒欧阳永叔。永叔览之曰：“实退之语，他意不及也。”方本略载其语，又录欧公《集古录跋尾》云：“文公《与颠师书》，世所罕传。予以集录古文，其求之博，盖久而后获，其以《系辞》为《大传》，谓著山林与著城郭无异等语，宜为退之之言。其后书‘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则非也。盖退之自刑部侍郎贬潮州，后移袁州，召为国子祭酒，迁兵部侍郎。久之，始迁吏部。而流俗相传，但知为韩吏部尔。《颠师遗记》，虽云长庆中立，盖并韩书皆国初重刻，故谬为附益尔。”方又注云：“今石刻乃元七年重立。”又云：“按：公三简，皆邀速常语耳，初无崇信佛法之说。妄者旁沿别撰答问等语，以肆诬谤，要当存此简，以解后世之惑。”今按：杭本，不知何人所注，疑袁自书也。便以《跋尾》参之，其记欧公之语，不谬矣。而东坡《杂说》乃云：“韩退之喜大颠，如喜澄观、文畅意，非信佛法也。而或者妄撰退之《与大颠书》，其词凡鄙，虽退之家奴仆，亦无此语。今一士人，又于其末妄题云，欧阳永叔谓此文非退之不能作，又诬永叔矣。”苏公此语，盖但见集注之出于或人，而未见《跋尾》之为欧公亲笔也。二公皆号一代文宗，而其去然同如此，览者不能无惑。然方氏尽载欧语，而略不及苏说，其意可见。至吕伯恭乃于《文鉴》特著苏说，以备乙览，则其同异之间，又益后人之惑矣。以余考之，所传三书，最后一篇，实有不成文理处，但深味其间语意一二，文势抑扬，则恐欧、袁、方意诚不为过。但意或是旧本亡逸，僧徒所记不真，致有脱误。欧公特观其大概，故但取其所可取，而未暇及其所可疑。苏公乃觉其所可疑，然亦不能察其为误，而直斥以为凡鄙。所以其论虽各有以，而皆未能无所未尽也。若乃后之君子，则又往往不能究其本根。其附欧说者，既未必深知其所以为可信；其主苏氏者，亦未必果以其说为然也。徒幸其言可为韩公解纷，若有补于世教，故特表而出之耳，皆非可与实事而求是者也。至如方氏虽附欧说，然亦未免曲为韩讳，殊不知其言既曰“久闻道德”，又曰“侧承道高”，又曰“所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喻”，又曰“论甚宏博”，安得谓初无崇信其说之意邪？韩公之事，余于《答孟简书》，盖已论其详可矣，故不复论，特从方本，载此三书于《别集》，并录欧公二语，而附苏说方说于其后，且为全载书文于此，而考其同异，订其谬误如左。方以为读者以此观之，则其决为韩公之文，而非他人之所能作，无疑矣。方氏所据石本与（杭本，又自不同，则疑传写之讹，而欧公所疑官称之误，亦为得之。但愚意，犹恐当时既谪刺远州，亦未必更带侍郎旧官也。方氏所驳世俗伪造诬谤之书，即今所谓《别传》者。洪庆善《辨证》云：“《别传》载公与大颠往复之语，深诋退之，其言多近世经义之说，又伪作永叔跋云，使退之复生，不能自解免。”吴源明云：“徐君平见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方氏又云：周端礼曰：“徐安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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