铨不锁入吏。选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与三利扰，财势路绝。”今按：《碑》失兵部一节，此兵字当作吏字。“不锁入吏”，即谓前纵吏出入事。“三利扰”，未详其义，疑铨法有此语，或是有脱误也。洪《谱》云：公为京兆，有《举马扌自代状》、《贺雨》及《贺太阳不亏表》、《祭竹林神》、《曲江祭龙文》。再为兵部，有《举张正甫自代状》。是年，有《罗池庙碑》、《送郑权序并诗》、《祭马扌》、《女文》，并李干、女《墓志》、《韩弘碑》、《论孔致仕状》。）长庆四年卒，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洪《谱》云：四年甲辰正月，敬宗即位，二月有《王仲舒碑》，四月有《张彻墓志》。八月有《孔墓志》，是年公没，年五十七。《行状》云：得病，满百日假，既罢，以十二月二日卒于靖安里第。公属纩语曰：某伯兄德行高，晓方药，食必视《本草》，年止于四十二。某疏愚，食不择禁忌，位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岁矣。如又不足？于何而足，且获终于牖下，幸不至失大节，以下见先人，可谓荣矣。明年，张籍祭公诗有云：“去夏公请告，养疾城南庄。籍时官休罢，两月同游翔。”又曰：“共爱池上佳，联句舒遐情。”又曰：“公为游溪诗，唱咏多慨慷。”城南庄，在长安城南，公之别墅也。《池上联句》，集中无之。游溪诗，即《南溪始泛三首》是也。又曰：“公有旷达识，生死为一纲。及当临终晨，意色亦不荒。赠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其于死生之际如此。《神道碑》云：“遗命丧葬无不如礼。俗习夷狄，画写浮图，日以七数之，及拘阴阳，所谓吉凶，一无污我。”今按：此事，可见公之平生谨守礼法，排斥异教，自信之笃，至死不变，可以为后世法。而《谱》不载，盖不以为然也。）
愈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终始不少变。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愈官显，稍谢遣。凡内外亲若交友无后者，为嫁遣孤女而恤其家。嫂郑丧，为服期以报。（《行状》云：“公气厚性通，论议多大体。”《神道碑》云：“朝有大狱大疑，文武会同，莫先发言；先生援经引决，考合传记，侃侃正色，伏其所词。”《墓志》云：“公洞朗轩辟，不施戟级；平居虽寝食，未尝去书，怠以为枕，餐以饴口，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诙笑啸歌，使皆醉义忘归。呜呼，可谓乐易君子钜人者矣。”《碑》又云：“内外茕弱悉抚之，一亲以仁，使男有官，女有从，不啻于己生。交于人，已而我负，终不计。死则庀其家，均食剖资，虽微弱，待之如贤戚。人诟笑之，愈笃。未尝一食不对客，闺人或昼见其面，退相指语，以为异事。未尝宿货余财。每曰：吾前日解衣质食，今存有已多矣。”）
每言文章，自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出世，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云。至它文造端置辞，要为不袭蹈前人者。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汉、皇甫从而效之，遽不及远甚。从愈游者，若孟郊、张籍，亦皆自名于时。（《墓志》云：“先生之作，无圆无方，至是归工。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跋邪抵异，以扶孔氏，存皇之极。知人罪，非我计，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适，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呜呼极矣！后人无以加之矣！姬氏已来，一人而止矣！”按：“知人罪，非我计”，此句中必有脱误。疑当云：“人知人罪，非我所计。”方氏《附录》：程子曰：“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之言，虽不能无病，然自孟子以来，能知此者，独愈而已。其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若无所见，安能由千载之后，判其得失若是之明也？”又曰：“退之晚年之文，所见甚高，不可易而读也。古之学者，修德而已。有德则言可不学而能，此必然之理也。退之乃以学文之故，日求其所未至，故其所见及此。其于为学之序，虽若有所戾者，然其言曰：轲之死不得其传，此非有所袭于前人之语，又非凿空信口，率然而言之，是必有所见矣。若无所见，则其所谓以是而传者，果何事邪？”今按：诸贤之论，唯此二条，为能极其深处。然复考诸临川王氏之书，则其诗有曰：“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其为予夺，乃有大不同者，故尝折其衷而论之。窃谓程子之意，固为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为无理。盖韩公于道，知其用之周于万事，而未知其体之具于吾之一心；知其可行于天下，而未知其本之当先于吾之一身也。是以其言常详于外，而略于内；其志常极于远大，而其行未必能谨于细微。虽知文与道有内外浅深之殊，而终未能审其缓急重轻之序，以决取舍；虽知汲汲以行道济时，抑邪与正为事，而或未免杂乎贪位慕禄之私。此其见于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所讥者矣。但王氏虽能言此，而其所谓道真者，实乃老佛之余波，正韩公所深诋。则是楚虽失，而齐亦未为得耳。故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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