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小说月报》里读了几篇小说，觉得是一种新倾向，想来说几句话。
《月报》八号最后一页里说：
“下期的创作有茅盾君的中篇小说《幻灭》，主人翁是一个神经质的女子，她在现在这不寻常的时代里，要求个安身立命之所，因留下种种可以感动的痕迹。”
这便是本篇的大旨。作者虽说以那“神经质的女子”为主人翁，但用意实在描写，分析“现在这不寻常的时代”；所谓“主人翁”，只是一个暗示的线索吧了。我们以这种眼光来读这篇小说，那头绪的纷繁，人物的复杂，便都有了辩解。我们与其说是一个女子生活的片段，不如说这是一个时代生活的缩影。
这篇小说里的人物实在很多：有“神经质的女子”，有“刚毅”，“狷傲”，“玩弄男性”的女子，有“一口上海白”，“浑名包打听”的女子；有“受着什么‘帅坐’津贴的暗探”，有“把世间一切事都作为小说看的”“理性人”，有“忠实的政治的看热闹者”，有“为了自己享乐才上战场去的”“少年军官”。这些是多么热闹的节目！你读这篇小说，就像看一幕幕的戏。从前人说描写要生动，须有戏剧性。所谓戏剧性，原不包括人物多而言；但本篇所写人物虽多，却大都有鲜明的个性，活泼的生气，所以我们读了，才能像看戏一般——这便是戏剧性了。至于本篇所写的地方，是上海，武汉，牯岭三处。上海，武汉，是这时代生活的中心，在这两处才有那些人物；做了本篇的背景，是当然的。牯岭却是个如在“世外”的地方。作者在篇末将那“神经质的女子”和那以打仗为享乐的少年军官，一对圆满（？）的夫妇，送到那“太高”的地方去；这样似有意，似无意地将动和静的两极端对比着，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是的，至少是一件有趣的事，若我们不愿仓卒地断定作者另有深意存于其间。
我以为在描写与分析上，作者是成功的。他的人物，大半都有分明的轮廓。我对于这篇小说，只读过一遍，翻过一遍，但几个重要人物的性格，我都已熟悉；若你来考问考问我，我相信自己是不会错了答案的。他们像都已成了我每天见面，每天谈话的人。这是由于作者“选择”的工夫，我想。他有时用了极详尽的心理描写来暗示一个人的历史，这样写出他的为人，如第四节里写慧女士，便是如此。这还不算很好，也不算很难。但他有时用了极简单的一句话，也能活画出一个人。在第四节里，他写那“把世间一切事都作为小说看的短小精悍的李克”：
“抱素每次侃侃而谈的时候，听得这个短小的人儿冷冷地说了一句‘我又听完一篇小说的朗诵了’，总是背脊一阵冷；他觉得他的对手简直是一个鬼，不个日夜的跟踪自己，侦察着，知道他的一切秘密，一切诡谲。”
一句话写出了怎样冷的一个“理性人”！他又用了类似的笔锋，借了别人的口，暗示着他的严肃的讽刺的气氛。第十节里写的那场试，真令人又可笑，又可哀，直是一篇精悍的短剧。同节里叙慧女士的请客：
“‘某夫人用中央票收买夏布，好打算呵！’坐在静右首的一位对一个短须的人说。”
“‘这笔货，也不过囤着瞧罢了。’一个光头人回答。”
淡淡的两句话尽够暗示一个“腐化”的倾向了。从以上两个例，我们看出作者是个会写对话的人。
但这篇小说究竟还不能算是尽善尽美的作品，这因它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构。分开来看，虽然好的地方多，合起来看却太觉得散漫无归了。本来在这样一个篇幅里，要安插下这许多人物，这许多头绪，实在只有让他们这样散漫着的；我是说，这样多的材料，还是写长篇合适些。作者在各段的描写里，颇有选择的工夫，我已说过；但在全体的结构上，他却没有能用这样选择的工夫，我们觉得很可惜。他写这时代，似乎将他所有的材料全搬了来杂乱地运用着；他虽有一个做线索的“主人翁”，但却没有一个真正的“主人翁”。我们只能从他得些零碎的印象，不能得着一个总印象。我们说得出篇中这个人，那个人是怎样，但说不出他们一伙儿到底是怎样。
因此篇中颇有些前后不能一贯的地方：最明显的是李克这个人。第四节里既然将他写成那样一个玩世派，第十节里却又写得他那样热心国事，还力劝静女士到汉口去。这已是参差了。而静女士到了汉口，竟不曾看见李克的影子——下文竟不提李克只字。这不是更奇么？既如此，第十节里那番话，又何必让他来说？还有，结束的地方，我看实在是“不了了之”。说是了，原也可以；但说是不曾了，或者更确当些。这不是一个有机的收场。自然，这与全篇结构是连带着的；全体松懈，这儿便也收束不住。尤其是那“少年军官”的重行从军，与其说是一个故事的终局，还不如说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从全篇的情调说，这或者是必要的，“幻灭”之终于是“幻灭”，或就在此。但从文字说，这只是另生枝节；——索性延长些，让那少年军官战死，倒许好些。那才是真的“幻灭”。我并且觉得那“神经质的女子”和那“少年军官”暂时的团圆，也可不必的；那样，“幻灭”的力量，当更充足些。不过作者在这里或者参加了本人的乐观与希望，也未可知。这个是我们可以同情的；只就文论文，终觉不安吧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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