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昇曙梦的书里，译出《新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文学》、《新俄文学之曙光期》、《新俄的演剧运动与跳舞》三书（北新印）。我觉得第一种最好，叙述得简要明洁，又有许多新诗——歌咏机器和工厂的——为证，给了具体的印象。第二种最干燥，满是历史，而且满是人名。第三种也很明白，但对于西洋一般的演剧与跳舞的历史与现状茫然的我，却也不能从这本书得着什么东西。这本书前一两年曾被列入禁书，不知现在还可得否。此外，还有张资平氏译的藤森成吉的《文艺新论》（创造社印），是一本论无产阶级文学极好的小书。兹列其目录如下：
总论
一、从前的文学论及美学
二、新美学，新文学论
三、文艺和唯物史观
四、其他图形
五、何谓无产阶级文学
六、无产阶级文学能成立么
本论（述略）
一、无政府主义的世界
二、文艺和阶级斗争
三、社会革命和文艺
四、文学者和实际运动
他说“托洛茨基是全由政治的立场立论的。我是由纯文学的立场立论的”。（一○○页）又说阶级文学“是以无阶级为目的为理想的文学”。（八九页）又说“最本来的文艺精神”，“可以说是无产阶级的精神”（九五页）。这些——特别是末一个命题——都是很重要的见解。还有方光焘氏抄译的平林初之辅的《文学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应用》（《一般》二卷四号，三卷一号。大江书店印成单行本，名《文学之社会学的研究》）“大部分是祖述Taine的”，但也参用普列汉诺夫的“经济的因素”说。此文分方法论，应用论两编，论述颇为精悍。他在方法论里说及“影响到文学作品的各种的力”，而以图式表明如下，这图式是不须说明的：
所以不惮烦地介绍这些与革命文学有关的译著，有两种用意：一是可以看看革命文学的渊源——现在的革命文学派显然受着这些译著的原本的影响。二是可以看看将来革命文学的趋势。这些译著里以《苏俄的文艺论战》为最早（十六年八月），《苏俄的文艺政策》最晚。（去年十月，第一部分才在《奔流》上载完）
它们都已有了相当的影响。末了，我还得提一提美国的辛克莱（Upton Sinclair）。革命文学派似乎常常引用他的话——尤其是“一切艺术皆是宣传”那一个警语。此语见《拜金艺术》第二章。（《北新》二卷十一号四五页）日本有此书节译本，现由郁达夫氏翻成中文分期载在《北新》上。他还有一本《石炭王》，也已由易坎人氏（据说就是郭沫若氏）译出（乐群书店印）；广告里说是“写革命的事实”的。就郁氏所述《拜金艺术》的翻译因缘（《北新》二卷十号二五页）而论，我们可以推想那些革命文学派之引用Sinclair最初也是由日本转手的。
说到中国的革命文学，创造社是创始者，又是中坚。成仿吾氏（石厚生据说是他的笔名）是他们的代表；郭沫若氏（麦克昂据说是他的笔名）也是显要的人；李初梨氏也可以算一个。他们的刊物，最重要的自然是《创造》月刊；这是从一卷九号起才正式提倡革命文学的——从这一期起，封面也将仙女换上了工人。此外还有《文化批判》、《洪水》、《流沙》等；《文化批判》、《流沙》都被禁止、《洪水》也停刊了。现在是连《创造》月刊也成了禁书，我们这北京，不知还能见着否。成郭二氏所发表的革命文学的理论，由成氏将它们和以前发表的文学革命的理论合编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书。（创造社印）其目如下：
新文学之使命（成）
我们的新文学运动（郭）
艺术家与革命家（郭）
艺术之社会的意义（成）
文艺之社会的使命（郭）
民众艺术（成）
文学界的现形（成）
孤鸿——致仿吾的一封信（郭）
文艺家的觉悟（郭）
革命与文学（郭）
革命文学与它的永远性（成）
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成）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成）
全部批判之必要（成）
最重要的是最后三个题目。《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用了全力攻击“周作人先生及他的Cycle”的“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是消极的，否定的一面。第二个题目在叙述了文学革命的过程以后，论到“文学革命今后的进展”说：
“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一三一、一三二页）
下一段是“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Intelligentsia知识阶级）团结起来”，这明明是袭用Marx的有名的宣言的调子。在这一段里，成氏说：
“努力获得辩证法的唯物论，努力把握着唯物论的辩证法的方法……（一三四页）
“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根性……（同上）
“以真挚的热诚描写你在战场所闻见的，农工大众的激烈的悲愤，英勇的行为与胜利的欢喜！”（一三三页）
所谓“辩证法的唯物论”，是黑格尔（Hegel）的辩证法与Marx的唯物论的混合物，《文化批判》第三号里有着详细的解释。最后一个题目，说革命文学理论比作品更为重要，必得先有从事于理论的研究的人。这正是苏俄有过的问题。（看《奔流》一卷一号中布哈林的演说）成氏说这种理论，就是批判；而现在所要的是“全部的批判”。要明白全部的批判的过程，得先明白文艺这对象所由构成的诸过程。这些过程如下：
1．纯经济过程（物质的生产过程）
2．生活过程（政治过程，精神的生活过程一般）
3．意识过程（精神的生产过程）
4．这些过程的再生产（一四二页）
成氏的结论的一条是：
“今后我们应该由不断的批判的努力，有意识地促进文艺的进展，在文艺本身上由自然生长的成为目的意识的，在社会变革的战术上由文艺的武器成为武器的文艺。”（一四五页）
这显然是以文学为宣传的工具了。
但成氏态度虽然已很明白，却还没有采用“无产阶级文学”的名字。到了李初梨氏的《怎样地建设革命的文学？》（《文化批判》上号）他才说：
“革命文学，不是谁的主张，更不是谁的独断，由历史的内在发展，——连络，它应当而且必然地是无产阶级文学。”（未见原件，据《非革命文学》三七页引）
又成氏所主张的革命文学的内容，麦克昂氏在《桌子的跳舞》（《创造》一卷十一期）一文中似乎加以修正地说：
“无产者文艺也不必就是描写无产阶级。
因为无产阶级的生活，资产阶级的作家也可以描写；
资产阶级的描写，在无产阶级的文艺中也是不可缺乏的。
要紧的是看你站在那一个阶级说话。
我们的目的是要消灭布尔乔亚阶级（资产阶级）；乃至消灭阶级的；这点便是普罗列塔利亚（无产阶级）文艺的精神。”
又《流沙》第一期有药眠氏的《非个人主义的文学》，是单就一面说的。他说：
“从前潜伏在社会底层的人类的意志，已经抬起头来集合在一起，而为左右社会的伟大的群众力量。这种力量在伟大的破坏的进程中所冲激起来的感情的浪花，当然就是我们的集体化的文艺的新生命。”
“……洗去从前个人主义文学的颓废的，伤感的，怯懦的，叹息的缺陷，而另外造出一刚强的，悲壮的，朴素的文学来。”
革命文学派攻击的对象，一是语丝派，我已说过了；又一是新月派。他们攻击语丝派，起先是注重周作人氏，后来是转而注重鲁迅氏了。他们攻击新月派，起先是只注重徐志摩氏，后来又加上胡适氏；而对于新月派的理论家梁实秋氏（他有《文学与革命》一文，见后）似乎还没有触及。他们说鲁迅氏是“醉眼陶然”（始见于《文化批判》创刊号冯乃超氏论文），徐志摩氏是“文学小丑”（始见于《文化批判》三期麦克昂氏文）。他们正式批评《新月的态度》的文章是彭康氏的《什么是“健康”与“尊严”？》（《创造》月刊一卷十二号）在这篇文里，彭氏转述《新月》的话：他们以为现在思想太自由了，太凌乱了，因而举出“健康”与“尊严”两大原则和“创造的理想主义”，作为“标准”，“纪律”，“规范”他批评这种见解说：
“现在我们思想上并没有自由，要有自由就须得有适应的、客观的条件，‘不幸’的是他们竟对于这个盲目！”
“适应的，客观的条件”，大约就是所谓“辩证法的唯物论”；在这里是没有一般意义的自由的。所以革命文学派与新月派，不主张自由这一点其实是相同的；而语丝派却主张自由主义。（周作人氏似有此语）这是鼎足的三派的一种对抗，值得注意的。此外，《文化批判》创刊号中冯乃超氏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有批评叶绍钧、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五氏的话，也可一看。
“李初梨氏在《一封公开信的回答》里说：
“在中国这样严重的情势之下，革命阵营里，绝对不许有宗派主义的行动，如果我们发现了这种倾向，应该大家全力地去克服！”（《文化批判》三期）
然而事实上已“发现了这种倾向”，李氏的信便是一个证据。这封信是给《太阳月刊》（现已停刊）的钱杏邨氏的。他们辩论的中心是蒋光慈氏的革命文学理论。事情是这样：李氏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里批评蒋氏《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一文（未见，大约是载在《太阳》上的）；钱氏出来为蒋氏说话，在《太阳》上给了李氏一封公开信。李氏于是有这封信回答他。这一回辩论的主要论点，可用这封信里李氏自己所引他那篇论文中的一段话来说明：
“我们分析蒋君犯了这个错误的原因，是他把文学仅作为一种表现的——观照的东西，而不认识它的实践的意义。”
这种“表现”与“实践的意义”的争执，或说“表现”与“宣传”的争执，其实也还是理论的彻底与否的问题，并非实践的实践；大约文学本是纸上的东西，彻底也只能彻到此处为止罢。在这封信里，附带着一个“关于革命文学的历史的问题”。李氏在那篇论文里说一九二六年郭沫若氏的《革命与文学》“是在中国文坛上首先倡导革命文学的第一声。”钱氏却说，在这篇以前，蒋氏“已在各种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关于革命文学的著作”。这虽是事实，但蒋氏的作品，似乎未曾得一般的注意；他所办的《春雷月刊》，李氏说“问了许多人，他们连这个名字也不知道。”郭氏那文载在《创造月刊》（一卷三期）上，影响较大；但他那时也还没有明切的主张。革命文学运动，是直到成氏一文以后才有的。又创造社虽与《太阳月刊》有上述的不同，但他们仍“始终把《太阳》认作自己同志”。另有《泰东月刊》，也谈革命文学（未见），他们曾提出“革命文学家到民间去”的口号。成仿吾氏在《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创造》月刊一卷十号）里批评他们道：
“在我们的革命的急速的发展中，我们的文艺界，同我们的政界一样，真有不少的人在很远的后边气喘喘地追随着。他们有时候昏倒在途中，会发出些奇怪的议论来使你莫名其妙。这种可怜的追随派，他们艰难的追随，我们不难想像，也不难谅解。”
所谓“奇怪的议论”，便是那句口号。照那句口号说，“革命文学家”便是在“民间”之“外”的了。这虽然也是彻底与否的问题，但两者之间相差更甚了。现在我得回过来说一说钱杏邨氏。他有《现代中国文学作家》一书（泰东印），评论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四人。这似乎是应用革命文学原理的第一部批评的书。其中《鲁迅》一篇中，有《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个题目；在《太阳》或《我们》上发表以后，曾引起许多的讨论。钱氏是说“阿Q时代是已经死去了，《阿Q正传》的技巧也已死去了”（二三页）；而“鲁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尽头”。（二四页）
说到技巧或形式，革命文学派也有他们的主张。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里，成仿吾氏说现在的语体是“一种非驴非马的‘中间的’语体”，与现实的语言相离太远。他说：
“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
但怎样地“接近”呢？他没有说。后来《文化批判》上论无产阶级文学的形式（见《非革命文学》中引，大约是李初梨氏的话），才举出四个细目：（一）讽刺的，（二）暴露的，（三）鼓动的，（四）教导的。钱杏邨氏在《论〈阿Q正传〉的技巧》时也说：
“现在的时代不是阴险刻毒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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