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妙的话”，便是能引人到无关心——静观——的境界。使他发生纯粹的同情的；这就要牵连到“暗示的”，“艺术的”性质及风格等，详见下文。另外，胡适之先生在《什么是文学》里也说及文学的美；他说有明白性及逼人性的便是美。这也可供参考。
至于“表现人生”一义，上文已约略说过。无论是纪录生活，是显扬时代精神，是创造理想世界，都是表现人生。无论是轮廓的描写，是价值的发现，总名都叫做表现。轮廓的描写所以显示生活的类型——指个性的类型，与箭垛式的类型，“谱”式的类型有别；价值的发见，所以显示生活的意义和目的。话说至此，可以再陈一义，Mathew Arnold曾说，“诗是人生的批评”；后来便有说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的，我的一位朋友反对此解，以为文学只是表现人生，不加判断；何有于批评？诗以抒情为主，表现之用最著，更说不上什么批评了。但安诺德之说，必非无因。我于他的批评见解，未曾细究，不敢申论。只据私意说来，“人生的批评”一说，似可成立。因为在文学作品中，作者诚哉是无判断，但却处处暗示着他的倾向，让读者自己寻觅。作品中写着人生的爱憎悲喜，而作者对于这种爱憎悲喜的态度，也便同时隐藏在内；作者落笔怎样写，总有怎样写的理由，——这种理由或许是不自觉的——这便是他对于所写的之态度。叙述不能无态度正如春天的树叶不能无绿一般。就如莫泊桑吧，他是纯粹的写实派，对于所叙述的，毫无容心，是非常冷静的；托尔斯泰曾举《画师》为例，以说明他的无容心。但他究竟不能无选择，选择就有了态度；而且诡辩地说，无容心也正是一种容心，一种态度；而且他的唯物观，在作品里充满了的，更是显明的态度！即如《月夜》里所写的爱，便是受物质环境的影响而发生的爱，与理想派作品所写的爱便决不会相同；这就是态度关系了。理想派之有态度，更不用说。态度就是判断，就是批评；“文学是人生的表现与批评”，实是不错的；但“表现”与“批评”不是两件东西，而是一体的两面。
（二）文学是记载人们的精神，思想，情绪，热望；是历史，是人的灵魂之唯一的历史。
文学里若描写山川的秀美，星月的光辉，那必是因它们曾给人的灵魂以力量；文学里若描写华灯照夜的咖啡店，“为秋风所破的茅屋”，那必是因为人的灵魂曾为它们所骚扰；文学里若描写人的“健饭”“囚首垢面”“小便”，那必是因为这些事有关于他的灵魂的历史：总之，文学所要写的，只是人的灵魂的戏剧，其馀都是背景而已。灵魂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正史上只记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大事；民间的琐屑是不在被采之列的。但大事只是轮廓，具体的琐屑的事才真是血和肉；要看一时代的真正的生活，总须看了那些琐屑的节目，才能彻底了解；正如有人主张参观学校，必须将厕所、厨房看看，才能看出真正好坏一样。况且正史所记，多是表面的行为，少说及内心的生活；它是从行为的结果看的，所以如此。文学却是记内心的生活的，显示各个人物的个性，告诉我们他们怎样思想，怎样动感情；便是写实派以写实为主的，也隐寓着各种详密的个性。懂得个性，才懂得真正的生活。所以说，“文学是人的灵魂之唯一的历史”。
（三）文学的特色在它的“艺术的”“暗示的”“永久的”等性质。
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又说，“修词立其诚”。如何才能“达”，如何才能“立诚”，便是“艺术”问题了。此地所说“艺术”，即等于“技巧”。文学重在引人同情，托尔斯泰所谓“传染情感于人”；而“自己”表现得愈充分，传染的感情便愈丰厚。“充分”者，要使读者看一件事物，和自己“一样”明晰，“一样”饱满，“一样”有力，“一样”美丽。自己要说什么，便说什么，要怎么说，便怎么说，这也叫做“充分”。要使得作品成为“艺术的”，最要紧的条件便是选择；题材的精粗，方法的曲直，都各有所宜，去取之间，全功系焉。
“暗示”便是旧来所谓“含蓄”，所谓“曲”。袁子才说，“天上只有文曲星而无文直星”，便是说明文贵曲不贵直。从刘半农先生的一篇文里，晓得“Half told story”一个名字，译言“说了一半的故事”。你要问问：还有一半呢？我将代答：在尊脑里！“暗示”是人心自然的要求，无间中外古今。这大概因为人都有“自表”（selfmanifestation）的冲动，若将话说尽了，便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不免索然寡味。“法国Marlarme曾说，作诗只可说到七分，其馀的三分应该由读者自己去补足，分享创作之乐，才能了解诗的真味。”“分享创作之乐”，也就是满足“自表”的冲动。小泉八云把日本诗歌比作寺钟的一击，“他的好处是在缕缕的幽玄的馀韵在听者心中永续的波动”。这是一个极好的比方。中国以“比”“兴”说诗也正是这种意思。这些虽只说的诗，但决不只是诗要如此：凡是文学都要如此的。现在且举两个例来说明。潘岳《悼亡诗》第二首道：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
清商应秋至，溽暑随节阑。——
“触景生情，是‘兴’的性质。下面紧接：
凛凛凉风生，始觉夏衾单！
岂曰无重纩？谁与同岁寒！
岁寒无与同，朗月何朦胧？
展转眄枕席，长簟竟床空！
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
“他不直说他妻子死了。他只从秋至说到凉风生，从凉风生说到夏衾单，从夏衾单说到不是无重纩，是无同岁寒的人。你看他曲不曲。他又说他反复看了一看枕和席，那样长的簟子，把床遮完了，都瞧不见那一个人。只见那空床里堆了尘埃，虚室中来了悲风，他那悲伤之情，就不言而喻了。你看他曲不曲。”又如堀口大学的《重荷》：
生物的苦辛！
人间的苦辛！
日本人的苦辛！
所以我瘦了。
（周作人先生译）
只区区四行，而意味无尽！前三行范围依次缩小，力量却依次增加；“人间的苦辛”已是两重的压迫，“日本人的苦辛”，竟是三层的了。“苦辛”原只是概括的名字，却使人觉着东也是苦辛，西也是苦辛，触目是苦辛，触手也是苦辛；觉着苦辛的担子真是重得不堪！所以自然就会“瘦”了。这一个“瘦”字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受着三重的压迫，怎样竭力肩承，怎样失败，到了心身交困的境界；这其间是包含着许多的经历的。这都是暗示的效力！“说尽”是文学所最忌的，无论长文和短诗。
能够在作品中充分表现自己的，便是永久的。“永久的”是“使人不舍，使人不厌，使人不忘”之意。初读时使人没入其中，不肯放下，乃至迟睡缓餐，这叫“不舍”。初读既竟，使人还要再读，屡读屡有新意，决不至倦怠；所谓“不厌百回读”也。久置不读，相隔多年，偶一念及，书中人事，仍跃跃如生，这便是“不忘”了。备此三德，自然能传世行远了。大抵人类原始情感，并无多种；文明既展，此等情感，程度以渐而深而复，但质地殆无变化——喜怒哀乐，古今同之，中外无异，故若有深切之情感，作品即自然能感染读者，虽百世可知。而深切之情感，大都由身体力行得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故真有深切之情感者必能显其所得，与大众异，必能充分表现自己，以其个性示人。“永久的”性质，即系从此而来的。还有，从文体说，简劲朴实的文体容易有“永久的”性质，因能为百世所共喻；尚装饰的文体，华辞丽藻，往往随时代而俱腐朽，变为旧式，便不如前者有长远的效力——但仍须看“瓶里所装的酒”如何。
（四）文学的要素有二：普遍的兴味与个人的风格。
“老妪都解”，便是这里所谓“普遍的兴味”。理论地说，文学既表现人生，则共此人生的人，自应一一领会其旨。但从另一面看，表现人生实即表现自己。此义前已说了。而天赋才能，人各有异；有聪明的自己，有庸碌的自己，有愚蠢的自己。这各各的自己之间，未必便能相喻；聪明的要使愚蠢的相喻，真是难乎其难！而屈己徇人，亦非所取。这样，普遍的兴味便只剩了一句绮语！我意此是自然安排，或说缺陷亦可，我辈只好听之而已。
风格是表现的态度，是作品里所表现的作者的个性。个性的重要，前面论“永久性”时，已略提过了；文学之有价值与否，全看它有无个性——个人的或地方的，种族的——而定。文学之所以感人，便在它所显示的种种不同的个性。马浩澜《花影集》序云：
偶阅《吹剑录》中，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坡问曰，“吾词何如柳耆卿？”对曰，“柳郎中词，宜十七八女孩儿，按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柳词秀逸，苏词豪放，可于此见之。惟其各有以异乎众，故皆能动人，而无所用其轩轾。所谓“豪放”，所谓“秀逸”，皆是作者之个性，皆是风格；昔称曰“品”，唐司空图有《二十四诗品》，描写各种风格甚详且有趣；虽是说诗，而可以通于文。但一种作品中的个性，不必便是作者人格的全部；若作者是多方面的人，他的作品也必是多方面的，有各种不同的风格——决不拘于一格的。风格的种类是无从列举；人生有多少样子，它便有多少样子。风格也不限于“个人的”，地方的种族的风格，也同样引人入胜。譬如胡适之先生《国语文学史讲义》中说，南北朝新民族的文学各有特别色彩：南方的是“缠绵宛转的恋爱”，北方的是“慷慨洒落的英雄”。请看下面两个例，便知不同的风格的对照，能引起你怎样的趣味：
啼着曙，泪落枕将浮，身沈被流去。（《华山畿》）
新买五尺刀，悬着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琅琊王歌》）
（五）文学的目的，除给我们以喜悦而外，更使我们知道人——不要知道他的行动，而要知他的灵魂。
文学的美是要在“静观”里领受的，前面已说过了。“静观”即是“安息”（Repose）；所谓“喜悦”便指这种“安息”，这种无执着，无关心的境界而言，与平常的利己的喜悦有别，这种喜悦实将悲哀也包在内；悲剧的嗜好，落泪的愉快，均是这种喜悦。——“知道人的灵魂”一语，前于第二节中已及兹义；现在所要说的，只是“知道人的灵魂”，正所以知道“自己”的灵魂！人的灵魂是镜子，从它里面，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自己的灵魂的样子。
（六）在文学里，保存着种族的理想，便是为我们文明基础的种种理想；所以它是人心中最重要最有趣的题目之一。
所谓国民性，所谓时代精神，在文学里，均甚显著。即如中国旧戏里，充满着诲淫诲盗的思想，谁能说这不是中国文明的一种基础？又如近年来新文学里“弱者”的呼声，“悲哀”的叫喊，谁能说这不是时代精神的一面？周作人先生《论阿Q正传》文里说：
……但是国民性真是奇妙的东西，这篇小说里收纳这许多外国的分子，但其结果，对于斯拉夫族有了他的大陆的迫压的气氛而没有那“笑中的泪”，对于日本有了他的东方的奇异的花样而没有那“俳味”，这句话我相信可以当作他的褒词，但一面就当作他的贬辞，却也未始不可。这样看来，文学真是最重要又最有趣的一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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