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周刊》上，看到顾颉刚先生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又在《晨报副刊》上看到他的论小戏转变的杂记，又在《现代评论》上看到杨金甫先生论国学的文字，我也引起了一些感想。我的感想与他们二位的主旨无甚关涉，只是由他们的话引起了端绪而已。
可惜三篇文只有一篇在我手边，我所要用的话，有些已不能确忆；现在只略述大意，以资发凡。顾先生说，我们研究学问，不一定要向旧书堆里去找；我们若愿留意，可以在每日所闻所见里寻到许多研究的材料。可是一向无人注意这种材料，他们以不平等的眼光看待古代和现代的东西。敦煌石室出来的物事，谁都当做珍物秘玩；但是北大国学门研究所风俗室里的弓鞋和玩具，便有人摇头了。顾光生在那篇《一九二六年始刊词》的第二节里，记这种“势利”的情形，最是有趣。杨先生《从红毛鬼子说到北大国学周刊》的时候，很谦虚地说，他最喜欢《周刊》上搜集的歌谣和民间故事，其馀是不大懂得的。若我不猜错，他是喜欢现代的东西的。
《一九二六年始刊词》的第三节里，论学术平等，真是十分透彻；顾先生说：
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
下面举了许多有力的例，来说明这条原则。我现在所要说的，大致仍不出顾先生的范围，但我想专注重“时代的古今”一种限制上。我们生活在现代，自然与现代最有密切关系，但实际上最容易忘记的也是现代。庄子说，“鱼相忘于江湖”，可以断章取义地用来说明这种情形。因此人或梦想过去，或梦想将来；“梦想过去”或“梦想将来”的价值相等或不等，且不用问；而忘记了现在，失去自己的立场，至多也只是“聊以快意”而已，什么也得不着！我们中国人一直是“回顾”的民族，我们的黄金世界是在古代。“梦想过去”的空气笼罩了全民族，于是乎觉得凡古必好，凡古必粹，而现在是“江河日下”了。我不敢说中国人是最鄙弃“现在”的民族，我敢说我们是最鄙弃“现在”的民族之一。过去有过去的价值，并非全不值得回顾，有时还有回顾的必要；我所不以为可的，是一直的梦想，仅仅乎一直的梦想！他们只抱残守缺地依靠着若干种传统，以为是引他们上黄金世界的路。他们绝不在传统外去找事实，因此“最容易上古人的当”。上当而不自知，永远在错路上走，他们将永不认识过去的真价值。他们一心贯注的过去，尚且不能了了，他们鄙夷不屑的现在，自然更是茫然。于是他们失去了自己，只麻木地一切按着传统而行；直到被传统压得不能喘气而死。
要知道单只凭着若干种传统，固不足以知今，亦不足以知古。偶读《论衡·谢短篇》，有一节很可以说明这层意思：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无不能知者（此句疑有衍文），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
……
“儒不能都晓古今，欲各别说其经，经事义类，乃以不知为贵也，事不晓，不以为短，请复别问儒生。各以其经旦夕之所讲说”……“夫总问儒生以古今之义，儒生不能知；别名以其经事问之，又不能晓；斯则坐守信师法（依《论衡·举正》改），不颇博览之咎也。”
王充的目的在劝人博览，与本篇主旨无甚关涉；但他说知今与知古同样重要，泥古的“儒生”不但不知今，实也不知古，不但不知广义的古，连他们所泥那一点儿古，其实也不曾能明白：这却是他的卓见。他骂他们是“陆沉”，是“盲瞽”，真是快人快语。只可惜王充死了快二千年了，到现在，“儒生”——而且何止“儒生”！——的情形还是一样！
你只看近年来同学的复兴，便可知道个中的消息。我并不来附和吴稚晖先生，要将线装书扔到毛厕里去；我只觉得复兴后的国学所走的“大路”，并不曾比旧日宽放多少，这是令人遗憾的！胡适之先生在《北大国学季刊》的发刊辞里，说起清代三百年的学问家，只在几部经书里打圈子，不肯将研究的范围扩大；所以成功虽有，到底太狭窄了，不能有真正的通学（大意如此）。但这也是时代使然。那时是闭关时代，参考比较的资料不多，无以启发一般人的新思想；所以只想做补苴罅漏的工夫，不能做融会贯通的事业。现在的时代可不同了，我们受了“外国的影响”，已历有年所；外国的影响可以给我们许多好处，但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使我们知道，不仅古代载籍及器物等，配做学术研究的材料，现代载籍及器物等也配的！不仅载籍及庄严的器物等配做学术的资料，这是一支山歌之微，一双弓鞋之细，也配的。这种平等的观念，中国从前虽有人略略提起（如王充），但早被传统的空气压下去了；近来的复活，却全是外国的影响。不过所谓外国的影响，也就可怜得很！据我所知，只在国语文学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后数年间，现代的精神略一活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