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破产了！
什么诗！简直是：
罗罗苏苏的讲学语录；
琐琐碎碎的日记簿；
零零落落的感慨词典！”
这首“新诗”登在三四年前的《青光》上；作者的名字，我没有抄下来，不知是谁。我保存这点东西的意思，一小半因为这短短的五行话颇有趣味，一大半因为“新诗破产”的呼声，值得我们深切的注意。其实“新诗破产”的忧虑，也并非在这首“新”诗里才有；较早的《青光》里，我记得，至少还有一段，也是为新诗担忧的。那是说，有一个学生，一心一意要做新诗人；终日不作他事，只伏在案上写诗——一礼拜便写成了一本集子！跟着的按语，大约是“这还了得！”之类。
据我所知道，新文学运动以来，新诗最兴旺的日子，是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三这四年间。《尝试集》是一九一九出版的，接着有《女神》等等；现在所有的新诗集，十之七八是这时期内出版的。这时期的杂志、副刊，以及各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刊物上，大约总短不了一两首“横列”的新诗，以资点缀，大有饭店里的“应时小吃”之概。但同时仍有许多人怀疑新诗；这自然不能免的。胡适之先生在一九一九年写的《谈新诗》里说：
“……只有国语的韵文——所谓‘新诗’——还脱不了许多人的怀疑。但是现在做新诗的人也就不少了。报纸上所载的，自北京到广州，自上海到成都，多有新诗出现。”
做新诗的人之多，是实在的；而且自此年后，更是有加靡已。“许多人的怀疑”（即使是赞成“国语的散文”的人），也是实在的；但这只是一种潜势力，尚不曾打出鲜明的旗帜。直到一九二二年一月，《学衡》出版，才有胡先啸先生《评尝试集》一文，系统地攻击新诗。他虽然出力攻击，但因他的立场是“古学主义”（即古典主义），逆着时代而行，故似乎并未发生什么影响。真正发生影响的议论，是隔了一年才有的。这时新文学主义者自己，有了非难新诗的声音，而且愈来愈多。这种“萧墙之祸”甚是厉害，新诗无论如何，看起来总似乎已走上了“物极必反”的那条老路。我上文所举两例，正在这些时候发见。
但这些还只是箴新诗末流之失；更有人进一步怀疑于新诗之存在。例如丁西林先生，我们有许多人读过他国语的小说和戏剧，他就是个根本反对新诗的人。他在独幕剧《一只马蜂》里，有一段巧妙的对话；看他借了吉先生的口，怎样攻击新诗：
“吉老太太现在这班小姐们，真教人看不上眼，不懂得做人。不懂得治家。我不知道她们的好处在什么地方？
“吉先生她们都是些白话诗。既无品格，又无风韵。傍人莫名其妙，然而她们的好处，就在这个上边。
“老太太我问你，你这样的人也不好，那样的人也不好，旧的你说她们是八股文，新的你又说她们是白话诗。……
“吉是的，同样的没有东西，没有味儿。”
《一只马蜂》最初是登在一九二三年十月份的《太平洋》上面；那时前后，各方面非难的话还很多，我现在不能遍引。
在“四面楚歌”中，新诗的中衰之势，一天天地显明。杂志上，报纸上，渐渐减少了新诗的登载，到后来竟是凤毛鳞角了。偶然登载，读者也不一定会看；即使是零零落落的几行，也会跨了过去，另寻别的有趣的题目。而去年据出版新诗集最多的上海亚东图书馆中人告诉我，近年来新诗集的销行，也迥不及从前的好。总之，新诗热已经过去，代它而起的是厌倦，一般的厌倦。这时候本来怀疑新诗的人不用说，便是本来相信新诗的人，也不免有多少的失望。他们想，新诗或者真没有足以自存的地方，真如胡先骕先生所诅咒的“微末之生存”吧？新诗或者真要“破产”吧？在这满飞着疑问号的新诗坛上，我碰到好几位朋友；他们都很纳闷，暂时不愿谈到此事——他们觉得这个谜是不容易猜的。只有我的一个学生曾来过一封信，他说：
“我看近来国人对于诗的观念，渐渐有些深沉，而不敢妄作。这不知是好还是坏的现象？但也许并不是深沉，‘血呀泪呀花呀’，或是歌不出别的法门来了。所以如闻一多的《渔阳曲》、《七子之歌》、《白薇曲》之类，力想别开门径，而表示豪漫深沉。然而也不容易！所以有时不得不叹惜咏歌之将尽。……我想白话运用于文学，似乎有问题。我极愿现时的白话再改进；不过自己没有成绩之先，未免是漂亮话。”
他因怀疑新诗，甚至怀疑“白话运用于文学”；他原是相信白话文学的人，现在他的怀疑，足以代表一部分曾经相信白话文学的人。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
直到今年四月，闻一多、徐志摩诸先生出了一个《诗镌》，打算重温诗炉的冷火。他们显然要提倡一种新趋势；他们要“创造新的音韵，新的形式与格调”。这是《诗镌》同人之一，刘梦苇先生《中国诗底昨今明》一文中的话。此文印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晨报·副刊》上，虽不在《诗镌》时代，却可以代表《诗镌》的主张与工作。同文里又述闻一多先生的意见，说“中国诗似乎已经上了正轨”。这是指他们一派的新韵律的诗而言。后来刘先生自己在《诗镌》里也说过同样的话。所谓新韵律，一是用韵，二是每行字数均等，三是行间节拍调匀；他们取法于西洋诗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