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代价的；是有着很大的代价，我们虽受尽牺牲，历尽苦难而无悔！我们的牺牲和苦难不但是为祖国，而且也是为世界人类，甚至也是为敌国的大众，那么任何牺牲任何苦难的忍受，都是值得的。我们只有“踏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我们只有前仆后继地踏着我们的烈士的血迹前进！我们的行动是有最光荣的目标做前导！
听说纱厂工人刘振山、邓修清、梁山海等十人，代表战区及非战区纱厂十余万工友，分向社会局、总工会、及抗敌后援会等机关请求救济，并拟组织纱厂被难工人互助会，俾便团结意志，共为国家效力。同时听说本市总工会为调查全市工人失业就业状况，特制定表格，通告所属各工会限期填报。工友们能注意到有组织的行动，这已是成功的第一步，而行动的中心，能以为国效力为前提，更可敬佩。总工会能注意到这个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好消息。工友们的生计逼迫，有如燃眉，我们希望总工会能迅速调查，调查后能迅速继以有效的救济。
自抗战爆发以后，大家嚷着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增强国力以抗敌御侮，这是完全对的。十几万的产业工人，无疑地是一支“人力”的生力军，消极的救济还只是暂解倒悬；根本办法，应该要注意怎样运用这样可贵的“人力”于积极的任务。积极的任务大概不外两种：一种是组织起来，在党政军领导主持之下，参加辅助军事上当前需要的任务；一种是在政府国防经济建设计划之下，积极参加生产的事业。
本月十日路透的伦敦电讯，传述《新闻记事报》社论，说“中国军队在上海奋勇抗战，举世人士，咸表同情，从来两国战争，其中一国能得中立国人如此极大同情，如今日之中国者，殆未前有。”《纽约时报》同日社论，也说“观于中国目前全国一心一德之抗日热诚，足见中国已臻于统一之域，向以怀疑态度视中国者，今当刮目相看矣。”该报又说“日本今次对华作战之目的，即在于短期间内战胜中国，唯中国之战略，必在延长对日之抵抗，务使日本之经济结构趋于崩溃，随而不能继续对华侵略而后止。……就今日中国对日抗战之壮烈与意志之坚决而观，中国所遭经济上之困难虽大，最后之胜利，当可达到。”
此外，各国舆论对中国的壮烈抗战赞美称颂者尚多，不可胜举。这种世界上的一致同情，无疑地是由于中国在英勇抗战中的艰苦奋斗所引起的。西谚有所谓“天助自助者”，渺茫的天不可知，我们所可信者是“人助自助者”，个人间如此，国与国间，民族与民族间也是如此。日本侵略中国的土地，蹂躏中国的主权，不自今日始，但是世界的同情每在我们的英勇抗战奋发自救的时候，才表现出来；而且每当我们的抗战愈英勇，自救愈奋发，世界对于我们的同情也愈深厚。机械论者往往不是偏于中国处于孤独地位的说法，便是偏于中国只有倚赖外援的主张，其实世界对于我们的道德的援助，以至进一步的实际的援助，都是由于我们的“自助”所引起，而由此引起的“人助”，也反过来有裨于“自助”的增强，这两方面是有着相辅相成的作用的。明白了这样的观点，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努力“自助”，一方面也要尽量运用“人助”。我们应该深信，为民族解放及世界正义而英勇奋斗的中国，决不会孤立的。
中央执监委会最近通电敬悼抗战先烈，谓“旬月以来，各路将士，悫承总理成仁成功之遗教，凛遵蒋委员长守土救国之指挥，莫不以血肉搏敌，争为先登，其忠勇奋发为国牺牲之精神，实为振古以来所仅见，最近如南口之役，杨方珪全团与壕堑同毁；宝山之战，姚子香全营与孤城并命；志气之壮，死事之烈，尤足以动天地而泣鬼神！”重要结论为“愿我全国军民益加淬砺，群以必死之决心，求最后之胜利。”前段所叙的是事实，后段所提出的是全国人民的公意。
我们每想到前线战士为国牺牲的惨烈，都应该感愧奋发，更以赤诚为国效命。尤其是平日受国家优厚的待遇，而对国事并未有切实贡献的人们，对平日所受待遇菲薄而临阵视死如归的抗战先烈，应该愧死！全国同胞于哀敬之余，尤须在事实上从种种方面保障抗战的最后胜利，同时还要提防潜伏的大汉奸们蠢蠢思动，死灰复燃，为个人的私利计而宁愿中途妥协，出卖民族利益。这种潜伏着的祸患，必须在广大民众的严厉制裁之下才能根绝的。
在海岸边上血战三十二天的我国军队，于本月十三日移动防线，就突出的阵地加以整理，以整齐的阵容，自动移至南起闸北北至罗店浏河形成一条直线的新阵线。这一道整齐的新阵线，不但比以前参差的阵线在形势上有利得多，不但早已筑成很坚固的防御工事，而且超出了敌海军炮的射程。这只是持久战在军略上的移动防线，原无所用其惊骇。各报的新闻把防线移动称为我军撤退，很易引起误会，因为撤退好像含有消极的意味，使人觉得不再打了，从此退让了，其实这次的防线移动实含有积极的意味，不但不是不再打，而且正是因为要持久打下去！
听到“我军撤退”的消息而不免惶惑恐惧的人们，却有他们从一二八战役遗留下来的心理上的暗影。在一二八那次的抗战，军队一撤退就一蹶不振，不再打下去，大家受到了这样大的一个打击，所以对这次的抗战，也作同样的看法，以为“撤退”就是不得了。其实八一三的抗战和一二八的抗战有个根本的差异：一二八只是局部的抗战，所以随随便便的结束，撤退就等于完结；八一三是整个国策下的抗战，战略上的移动防线是作战过程中的常事，并不是完结的表示，反而是再打下去的张本。明白了这一点，从一二八遗下的心理上的暗影便无从作祟了。
傅作义将军说得好，“目前挫折，不足惊异，我们只要始终不屈服的打，最后一定可以成功。”我们要竭诚拥护“打到底”；就是在过程中打了败仗，我们还是丝毫不该动摇，还应该很沉着地很坚决地拥护“打到底”；况且这次只是防线移动，并不是败退，倘若不免动摇，那就不知道持久战果作何解了！
我觉得我们对于防线移动用不着着急！要着急的倒是巩固后方的问题。就上海而论，工业区域如杨树浦（以棉纺织工人为大宗），浦东（以丝织工人为大宗），闸北（以缫丝工人为大宗），及沪西（亦以纺织工人为大宗）等区原来所容纳的工人就在四十万人以上，自沪战发生以后，都受到严重的打击。听说失业工人离沪返乡的已有十五万人，这十五万人返乡后如何维持生计，已是问题，而余下的前途茫茫，也是迫不及待的问题。最近又有全市丝厂停歇的消息，沪市各丝厂商及茧商都已无力向浙省收买秋茧。这种形势如任其拖延下去，对于巩固后方是有着很严重的恶影响的。
听说本市党政当局及地方团体如上海地方协会等，最近对于失业工人的救济，也已加以深切的注意，现已决定办理登记，并设法遣送回籍，以免流落沪上。当局及地方团体能注意到这件事，并设法救济，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觉得仅仅遣送回籍，在上海方面也许可以减少一些危机，而从抗战的整个后方看来，危机仍然存在，不过地址略有迁移罢了。我们希望各方面还要进一步督促政府迅速实行非常时期的国防经济建设计划，在这非常时期的紧张建设中，容纳大量的人力，才是根本的办法。
这期本刊和读者诸君见面的时候，刚在最惨痛的一个纪念日——九一八——过去后的一天，这惨痛的纪念还萦回着每个人的脑际；在中国未收回失地和主权以前，这惨痛的纪念应该永远深深地存在每个人的心坎里。
仅有惨痛的纪念还不够，必须由这惨痛的纪念日得到惨痛的教训，才能惩前毖后，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
东北在不抵抗中沦亡，使日本帝国主义唾手得到侵略华北的根据地，华北又轮着被我们的民族敌人占为侵略华中华南的根据地。我们从这样铁一般的事实，应该深刻地明了中国的生存是整个的，不能分裂的；敌人对于任何局部的侵略，只是继续再侵略的张本，日本帝国主义的对象是要沦亡整个的中国，局部的先后，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所以国人绝对不应再存局部苟安的心理，而视先沦亡的惨痛，好像和自己不相干，却要知道存则共存，亡则共亡，没有什么例外的。这是我们所不可忘却的一个教训。
日本帝国主义利于各个击破，固为显明的事实，但是在中国当时因力量消耗于内部的磨擦，根本就未能一致对外，所以东北于不抵抗中沦陷之后，也就无力反攻；甚至后来的准备也未能充分。现在全国在抗战救亡的大目标下统一对外，英勇的战士浴血抗战，固非当时的形势所能比拟，但是我们要发挥整个民族的力量来作持久战，不应以仅仅避免内部磨擦为已足，不应以仅仅动员军事为已足，还要进而努力彻底组织广大的民众，真正运用全国的人力物力然后才能保障抗战最后胜利。这是我们所不可忘却的另一个教训。
近来“救济”的呼声盛极一时，难民需要救济，失业也需要救济。办救济者自谓已筋疲力尽，而救济的效用至多不过含有消极或消耗的意义，至于救济的力量有限，很难普及，那更不消说了。在这些难民和失业者里面，有大部分是具有生产或其他工作能力者，人力救济实即等于人力消耗，所以我们认为人力救济要设法代以人力移防。“遣送”似乎类于移防，其实“遣送”在实际上不过使难民或失业者改一改地址，仍然是消极的，移防是指把用不着的人力移到有用的地方去，是积极的。
我们收到不少青年或成年的来信，最可注意的是他们都很恳挚地，乃至很愤慨地，探问怎样可以得到工作做，尤其是有益于民族的工作。从来没有一个提到“救济”两个字，他们根本没有表示需要救济，所需要的是工作，有益于民族的工作。有一小部分自觉智能太差，很坦白地探问怎样可以得到训练；他们所希望的不是“救济”，却是要受得训练后，获得工作。从来也没有一个要求“遣送”，他们有的只表示情愿回乡工作，但要求的仍是工作，不是“救济”式的“遣送”。
怎样才能实行人力移防，很显明的是必须有“防”可移；换句话说，政府必须从速实行非常时期的生产计划，有了这样的“防”，然后才能把所需要的人力“移”过去。有许多来信嘱托我们介绍工作，我们万分歉疚，无法以应，我们只有不惮烦地督促政府对于这个严重问题的深切注意，根据非常时期的生产计划，从速实行人力移防。
日本帝国主义者用空军袭击我国首都，原已不止一次，最近敌方更有大举轰炸南京的恫吓，由日本驻沪总领事于十九日将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致各国使馆通告，递交驻沪领团通知各国驻华使节，指南京为我军策源地，为早日结束战事起见，将用空军轰炸，限各国使领侨民于廿一日午前退出南京，各国军舰同时离开下关。廿日敌机即到南京肆虐，不下四次之多，共约八十架，平民死伤多人，敌机被我国空军击落五架。据电讯所传，首都官民镇静安定如常，中国已坚决对日抗战，无论现在或将来，国民政府决不他迁。
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中国，目的要打到中国屈膝，也就是要打到中国跪下来。大举轰炸首都的恫吓，也无非要想吓得中国跪下来。但是我们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日本帝国主义置中国于死地，中国人随时随地都可死，对于死的恫吓，已司空见惯，不觉得可怕，反而要以不怕死的决心，全国愈益精诚团结起来。和我们的公敌，我们的公共刽子手，作生死的猛烈斗争。我们愈益深信只有这样才能保全我们的民族，才能避免我们千万世子孙的惨境。在抢救我们整个民族的伟大生命和保护千万世子孙安全的目标之下，我们任何个人的生命都是可以在这大斗争中供牺牲，至于身外物的财产，那更不消说了。所以日本帝国主义把死来恫吓我们，以为这样可以使我们下跪，所得到的结果适得其反，反而使我们不怕死，反而使我们更团结，更沉着英勇地抗战！
自抗战展开以后，各人都想能对中国这个空前大时代尽一分责任，于是要求救亡工作的声浪，随处可以听得到。这种对国家民族肯负责任，肯在实际工作上努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精神，也可以说是我国的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大家嚷着救亡工作，什么是救亡工作，倒值得我们用比较冷静的脑子来辨别一下。初想起来，我们很自然地要想到陆空军将士在前线的英勇杀敌，慷慨牺牲。我们如果身为军人，受过军事训练，得着直接杀敌的机会，这问题便容易的解决了。其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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