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散漫的民众，或未被容许积极自动的民众，这个目的是永远无法达到的。
国民大会因抗战的非常时期而延期，这是应该的，因为在这紧急时期，无法实行这样从容费时的办法，也不应有这样从容费时的办法。但是我们认为在此过渡时期，民意机关仍不可少，因为民族解放的抗战必须以民众的意志为基础，必须以民众的力量为后盾。所以为保障抗战的胜利计，必须有反映民意的机关；同时政府的重要措施，也可以通过民意机关，而使民众得到更明白的了解。不过在这非常时期，产生这样民意机关的手续要越简单迅速越好，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加以较详慎的研究的，我们希望专家对这方面根据事实多多贡献意见。
最近民主的声浪似乎一天天在那里扩大。我们认为倘若没有相当的民意机关之设立，民主就等于空喊！还有人把民主的提出，认为是和政府有对立的意味，这更是完全误解。政府的力量以民意为基础，民意有具体反映的机会，供政府的参考与采择，同时使政府的重要措施通过民意机关而使民众得到更明白的了解，由此得到民众更热烈的拥护，这正是加强政府的力量，以应付此非常时期而为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怎么会和政府对立起来呢？
自国联通过谴责日本的议决案及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震动世界的芝加哥演说于十月五日发表之后，国际对于中国的有利形势是愈益鲜明的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作残酷猛烈的侵略，不但在国际上造成孤立的地位，受到全世界的唾弃（虽则向以“宣传文明”自诩的意大利愿做帮凶，那可算是例外的例外）！并且已惹起内江的危机。日本军阀原不把中国放在眼里，满口里嚷着速战速决；对上海的战争，屡次对上海西人宣称在九月半以前必能把中国的军队驱出上海，说有绝对的把握，但是现在已过了十月半了！据最近由东京来华的某外籍观察家谈，日本军部威信扫地，乃归罪外交，攻击外务省不能尽职，致使日本军队血肉牺牲，反遭国际斥责，而财阀也以贸易牺牲难于再忍，痛责军部：他们在事实上已陷于彼此埋怨的境域。日本的统治阶级对于国内不稳的现象，已随处流露着他们的忧惶的情绪了。
同时据快讯社自哈尔滨的电讯，路透社自北平的电讯，都说东北各地武装民众奋起反抗日本，已达十余万人，使关东军在已往的两月中不得不遣派额外军队十万人出动。据说有许多地方已非日本军阀所能控制，日人的生命财产已陷危境。这可见东北同胞受到祖国抗战的感召，已在敌人后方大显威力了。这种形势的扩大，必然要给与我们的敌人后方以很大的打击的。
国际形势的好转，日本内部的危机以及东北同胞扰乱敌人的后方：这种种都是我国抗战中的有利的环境。这种环境固由于我们的抗战所促进，也是对于我们的继续抗战有莫大的直接间接的帮助的，我们要不辜负这有利的环境，努力于持久战的进行，千万勿作妥协苟安的幻想。国民应以赤诚拥护政府抗战，务使政府无内顾之忧，由此能尽其全力对外；政府也应与民众融合无间，消除隔阂，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共挽浩劫。
中苏两国的关系因同受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而有了加速的进步，所以我们对于苏联的近况也感到特别的兴趣。据《真理报》最近所发表的统计，目前参加苏联国民经济工作的工人较前大大地增加，总计工人阶级占全国人口总数百分之三十四·七，而在帝俄时代，则仅占百分之十六·七；在已往十年间，各大工业工人每年平均工资激增到五倍，而工作时间却渐减，都已采用每日七小时工作制，有若干工业，例如矿业，则已每日实施六小时工作制，但劳动生产率反而突增，比一九一三年已增加百分之三○八·八！
苏联原来的工业也是落后的，乃至农业也是不行的。土地之大，落后的群众之多，所受外患的危急，都与中国相仿佛，但是因为有目标有计划的加紧努力，不畏艰苦，克服种种困难，竟能急起直追，缩短原来需要的过程，而得到惊人的结果。中国现在也需要于极艰苦的环境中作最大的努力，看到友邦的苦尽甘来，在那样艰苦奋斗中所得到的结果，应该有所动于中吧！
十月十九日的今天，正逢着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回忆去年的今日，整千整万的民众在静肃悲痛的气氛中瞻仰先生的遗容，恭送先生的灵柩，民众异口同声很沈痛而悲壮地唱着挽歌，那个时候，中国还在含垢忍辱过着无耻的生活。安葬的时候，沈钧儒先生等在先生的灵柩上很严肃地覆上一面白色大旗，上面写着三个大字：“民族魂”。把“民族魂”和这位伟大的民族斗士联系起来，是很正确的，因为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已注入了千千万万的广大的中国人的血液里，使失却灵魂的民族恢复了它的灵魂。在今年的今日，全民族的抗战已在展开了，我们已秉着先生的遗教，承受着先生的英勇坚决的战斗精神，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猛攻了。“中国的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先生的遗言，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先生的躯壳虽离开我们一年了，先生的精神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
鲁迅先生对于民族革命战争，曾经说过“战线应该扩大”；又说“应当造成大群的新的战士”；我们觉得在今日抗战已发动之后，这种工作尤其是需要我们努力去做的。这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必须使全国人民都集中他们的力量来参加，必须在战斗中锻炼广大群众的战斗能力，如鲁迅先生所谓“造成大群的新的战士”，作坚决的持久战，然后才能保障最后的胜利。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踏践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鲁迅先生所策励我们的是要从没有路中踏践出路来，要从荆棘中开辟出路来。我们今天纪念先生，不要忘却先生始终英勇战斗的精神，奋发努力于民族解放的工作，不怕艰苦，不许妥协。
张君劢先生最近在他所著的严明战时赏罚大权一文，有几句很中肯的话，他说“中国胜利之决心，为军事上胜利之前提，自己心上先存不胜之惰心，则军事胜利亦无从说起。故我以为军人之不出力与文人中之胆怯者，即为无胜利决心之明证”。他主张“中国今日之法律，不外二语：非胜利则死而已”。这意思我们完全赞同，认为有引起全国注意的必要。列宁为革命奋斗，在最危殆时期，曾慨然宣言“非胜利即死”，以警告他的同志（见拙译《读书偶译》），实在是我们在此非常时期中的暮鼓晨钟。
九国公约会议的召集，揭破日本帝国主义的违反国际条约，理应制裁，乃最近英美大放调解的空气，以旁观的第三者自居，颇闻中国有些人也希望能得到调解而迁就了事，这种妥协苟安的心理，国人应大声疾呼，严厉制裁。现在九国公约会议伏有最大的危机，是他们采取拖延政策，日本帝国主义者则乘此时期，希望完成华北五省的军事占领，以“已成事实”，勾结各国勉强中国接受辱国条件，同时希望在淞沪打一胜仗，以全“惶军”的面子（“惶”字这样写法是有理由的）。要避免这个危机，我国一面应死守晋绥与上海，同时要打破妥协迷梦，坚抱“非胜利即死”的战斗精神，严厉制裁摇动人心，为敌人做清道夫的妥协论的变相汉奸！
最近有一位美国的名记者由华北到上海，我们问他对于这次战事前途的推测，他说日本也许达到黄河之后，对中国提出和议，同时英国所怕的是日本侵害她在华中华南的利益，而并不在乎日本在华北侵害了中国的利益，甚至因为要使中国与苏联隔离，毋宁暗中赞成日本在华北做屏障，所以也许那时要出来替日本撑腰。那时如中国上当接受了下来，便一失足成千古恨，替日本造成沦亡整个中国的基础。反过来说，中国只要能全国始终团结一致，坚持抗战，日本即暂时在华北争城夺地，还是不能征服中国的。换句话说，中国的命运还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
这位美国朋友眼光明锐，观察深刻，在中国担任英美两国的特约记者在五年以上，他的意见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由他的看法，我们至少可以引伸出两个要点：（一）华北军事在最近以前，着着失败，形势固然严重，但是只要我们始终抱定抗战到底的决心，丝毫不发生动摇，同时极力补救着着失败的缺点，总结帐的最后胜利，仍然是有确切把握的。至于日本方面，因经济的困难，无论新闻封锁如何严厉，而大众和商人的反对战争心理，已一天天流露了出来，甚至有大学讲师因反对战争而入狱的，我们多坚持抗战一天，日本的这种危机也更尖锐一天。（二）在国际方面，虽一致对我们表示深切的同情，但是他们也许还在怀疑我们有迁就妥协的可能，认为我们有许多地方还表示不肯得罪日本（如至今使领仍在日本之类），他们更犯不着得罪日本的，所以多少还存着观望的态度，尤其是以老狐狸著名的英国为甚。所以我们能坚持抗战一天，国际形势也要更好一天，同时我们不应闭拢眼睛跟着老狐狸走，要毅然采取有利于我们抗战的自主的外交。
命运在自己的手里！敌人无论如何残暴凶横，我们的生死存亡，还是靠我们自己决定！
我国有句老话叫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表示教育的工作是需要长时间的努力的。民众运动在事实上也是一种教育的工作，因为组织和训练，在在都含着教育民众意义，所以也需要在平时有较长时间的努力，如果平日忽略，甚至压迫，到非常紧急的时候才想到它，“临时抱佛脚”，是很不容易收效的。据往内地努力工作的朋友带回的报告，内地的抽壮丁及征兵，就因民众平日没有受过训练或宣传的感化，根本不明白人民对于国家的责任，也不明白抗战的真义，于是往往发生逃避或抗拒的不幸事情。有些地方，当局因无法“交卷”，甚至出于捉拿的手段，乡民无知，更增加了他们的恐怖。这种情形，不能怪人民一时的糊涂；如民众运动在平时受到注意，这种怪现象便不会有的。同时我们还听到内地有些“抗敌后援会”不但不能推进民众运动，反而阻碍民众运动，在平时把民众压得服服帖帖，好像就此可以“莫予毒也已”，一旦有事需要民众的力量，却是急不起来的。持久的抗战必须得到大多数民众的参加和拥护，所以我们认为这是很严重而亟待补救的现象。时不我待，我们不该一误再误了！
关于国事方面，最近各方面所集中注意的一个问题，可说是不久要在比京举行的九国公约会议。据记者所知，各界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公团，或是救亡团体，或是私人的座谈会，都纷纷在讨论着，这种对于国事的深刻的注意，是值得欣慰的一个好现象。我们希望从各方面讨论的结果，能反映到舆论上，供政府的采择。我们对于这个问题，也有过两篇专论和一篇时评，贡献所见，备国人的参考。本期本刊又发表一篇关于《九国公约》的来踪去迹，就史料方面有所叙述，俾国人对该约的内容有更明晰的认识。
依我们已发表过的意见，我们认为日本既显然违反《九国公约》劈头第一条所谓“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九国公约会议应决定制裁侵略国的办法而不应作调停的姿态，此其一。苏联为远东主要国家之一，也应该被邀请参加，此其二。
关于第一点，英首相本月廿二日在下院演说，直率地说“在会议中谈及经济与武力压迫，实为不智”；声明“我们之赴此会议，是志在谋和”。关于第二点，据说要等到开会以后才决定，但是意大利的加入，是专为替日本帮忙来的，那时有它起来反对，这一点也毫无把握。但是这两点，为中国的民族生存及世界和平计，我国都不得不坚持，尤其是关于第一点。
在会议中，他们很可能地提出停战与议和的条件，我国即退一步说，也应该很干脆而坚决地提出这样的最低限度的原则：要谈停战，必须日本军队先退出上海附近和华北冀察绥晋四省；要谈议和，必须先恢复九一八以前的中国领土主权的状态。
外交尽可运用，而自己的立场却不可不坚决。我们的外交立场很明确地是保全中国的领土主权，这是任何求生存的国家所应保全的；而九国公约的在白纸上写的黑字，也就是要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这在中国可谓名正言顺，任何参加这个会议的国家都无法抹煞的。这样光明磊落理直气壮的立场，我们还不应坚决吗？
记得凯末尔努力土耳其民族革命战争时，英国出来主持和议，派老奸巨滑的寇松为代表，凯末尔派外交部长伊斯玛代表赴议，伊斯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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