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燃了长长的一节也没顾上磕，眸子里有晶莹的东西在闪动……他长时间没有言语，完全沉浸在深深的痛苦之中，我想起了小说中的一句话来，“血往心里流，永远不会收口”。
终于，小马讲述了那个令人心碎的结局：“就在我订婚的那天，她一直等候在我经常挑的路上，等啊，等啊，从早晨一直等到黄昏，满以为我会去挑的。可是，在她最想见我的时候竟没见到；在她最想和我说话的时候竟没说成……那天我们家已准备好，满满的几缸……天黑的时候，我被她叫到她家，一进门，才知道她已喝了敌敌畏了……”他再也说不下去了，眼里噙满了泪，终于在眼睫毛的引导下扑籁籁地掉了下来。听到这里，我不由悲哀地想，好端端的一桩婚姻，仅仅因为一方无工作而被拆散，多么可恨的门第观念！他又缓缓他讲开了：“……我这才知道，她是为了我们母子关系不致破裂才编造了如此谎言，我痛苦极了，手为她粘了个花圈，写了篇悼词。在她的灵前，我泣不成声：‘上邪，我慾与君相知！’那时候，我才真正感到揪心撕肺的难受。在她生前等我的路上，我看到她用木棍刻下的痕迹，那么的清晰，那样地有力，仿佛要把爱和恨全部融进去。”这是平常人的语言吗？不！小马的一番话，并不是能用文人易动感情解释得了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千百年来青年们婚姻不自主的控诉，是代表青年们冲破封建桎梏的呼声。在这呼声中，不仅仅有刘兰芝的饮恨，林黛玉的悲愤，也有我们这一代震耳发聩的呼声。其实，婚姻的悲剧何止发生在一个小马身上，仅两个月之间，又有几条消息传来：4月的一天，一对青年因家庭干涉不能自主结合而双双服毒……5月24日凌晨，某年仅18岁的女工服毒身亡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悲剧在偌大的社会主义中有没有典型意义？我的确也这样问过小马。他拿出一份最近出版的《文革》报来，然后用手指划着《巴金愤怒了……》这篇文章的文字：“……人们认为反封建早已过时，我也认为我们已经摆了旧时代的梦魔；没想到残余还在发展，流毒还在扩大……我不能不发问：‘五·四’时期的传统哪去了？怎么到了今天封建传统还那么耀武扬威？
听听吧，这个“五·四”时代就开始反封建的前辈，到了今天仍然发出这辛酸的发问，不正能说明许多问题吗？
人们常常这样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它的幸福和睦对……
[续亚当夏娃的误区上一小节]社会的安定繁荣起着积极的作用。而那些丧失了社会道德的第三者却肆意拆散和睦家庭，把自己的所谓幸福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实属可憎可恶！但更为可悲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承认现实，不承认屈辱，却要“从一而终”。
他，李玉顺，黄土窑矿退休工人，是一个有4个孩子的爸爸。女人姓马，在选煤楼上班。
本来，尽管这个家庭谈不上有多少爱情，但也快功成正果地当外公做姥姥了，因为大女儿已经年满17周岁了。
然而，不幸并不因为李玉顺的憨厚而不降临，祸不单行，自然和人为的灾难双管齐下，一齐降临到他头上。李玉顺因公负伤住进了医院，也就在这时候的某一天，女人也被本单位的一个工人捅炉子时碰翻炉筒将身子砸伤。（煤矿区队炉筒有相当一部分是用粗铁管子代用的）。
如果仅仅是砸伤而已，那么也就没有后面那一系列变故了。问题恰恰出在砸伤后的情节上……那个捅炉子的工人立刻背起她来向医院跑去，此后是治疗，住院，此后又是道歉，探望。
没出一个月，她的伤好了。但在她丈夫仍住院期间，她与他——捅炉子的工人公开姘居了。不惧孩子们的反对，不怕邻居们的嘲讽，她们在华氏90度的温情里忘记了一切，包括她法定的丈夫。尽管如此，他们仍觉不满意，他们要解除各自的婚姻，他们要痛痛快快做一场夫妻，首先，那个第三者先用欺骗的手段同自己的妻子离了婚；接着，就在李玉顺刚刚出院时，女人也提出了离婚诉讼。李玉顺，这个老实巴交的工人怎么也不会相信祸起萧墙，短短的半年时间竟发生了如此重大变故。迎接他的不是先前那个温暖的家庭，而是妻子冰冷的面孔，孩子们破碎的服，邻居们的闲言碎语和矿区法院那张铅印的传票。
他的心开始淌着血，青筋从额头上暴了起来，炕上那狼藉散乱的行李似乎在向他示威。如果说他挂公伤的不幸仅仅是皮肉痛苦而已，那么现在的不幸却使他剜心地疼痛。他有煤矿工人那嫉恶如仇的格，有人的尊严和怒火，他抡起了铁锤般的拳头……气是出了，但换来的并不是女人认错和忏悔，而是比吴清华还要坚决的誓词：“打不死姓马的就和你离！”
在矿区法院的民事庭房间里，曹庭长在同李玉顺谈话：“李玉顺，你女人己向我院提出申诉，同你离婚，你知道吗？”
“知道。”
“那么你的态度呢？”
“我坚决不离！”
“你认为你们夫妻感情还能恢复吗？”
“能！只要惩办第三者！”他想了想又急忙补充道：“前20年她就把心交给我了，我知道她爱我！”
曹庭长不由地皱了皱眉头。他又问道：“假如我们判你们离婚，你同意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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