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理后，在运动中光确定批判和斗争的人员就达709名，撤换干部398人……
[续问苍茫大地——中外采矿史最大惨案揭秘上一小节]，对673个五管部位逐一进行审查调整，调离了“不纯”人员462人。
这又不能不说是触目惊心！
但是1961年的结案报告在左右审查右审查中结案说：“反革命直接发点火的线索至今尚未发现。”
重大责任事故在政治事故未确立起来的情况下才确立下来。
周子义的回忆：
在平朔露天矿副经理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当年担任老白洞矿总工程师的周子义同志。谈到当年他所受的“冲击”时，他毫不忌讳：“我是1959年7月被停职检查的，9月被捕入狱，在监狱总共呆了3年7个月。在那些日子里，我始终相信共产，我想，是人是鬼终究会弄清楚的，直到1964年我才被放了出来。”
1964年5月12日，中共大同煤矿委员会下发了《关于白洞矿煤尘爆炸事故有关人员的理通知》的红头文件，主要内容如下：根据中央监委和盛市委的批示，给予王x同志撤消内外职务的分；魏××撤消委书记职务分；矿长殷成不再做理；理上不提他负主要责任；对周子义的理予以开释，恢复工作，决定给予留察看2年的分……讲到这里，周子义那似乎平静的神情中透出一种难以言状的复杂情感。
历史说……
当我一页页翻阅完所有的关于“5·9”事故的档案、走访完那些幸存者时；当我心情极为沉重地一次又一次重重写下“5．9事故”几个字样时；当我重重合上那标有“绝密”字样的29卷宗“5·9”事故档案时，我又一次意识到，这一天离开我们已整整38周年了。
38年岁月的流逝，弹指一挥间，然而，这一天仍是那样地醒目，那样地顽强，那样地不离肯开历史、离开记忆……从工矿、从学校、从农村，一批又一批工人分配到这里，一批又一批人们又离开这里，然而，谁也没有忘记这一天，它似乎同大同矿务局不可分离。一批批新工人上的第一节安全课，就是“5·9”事故的教训课，几乎所有大同矿务局40岁以上的人们谈起“5·9”事故来，都能给你讲述许多许多的人和事……因为这是历史，因为历史在说……悲剧的原因比悲剧的本身更为不幸与悲哀；谨以此文献给“5·9”遇难的矿工！
（采访中得到大同矿史办王军。潘一川等同志的帮助，谨表谢意）。
在1992年和1993年先后出版前两部集子后，我就开始着手整理编辑这部纪实文学作品集子了，尽管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结集出版的事几次搁置下来。
今天，又一个京城的夏夜里，我在校读着面前这部书稿清样间隙，推窗望去，雨后甜甜的空气微微拂面，小区前那片刚刚收完夏小麦的田野里，新一茬绿苗又冒了出来，显得是那样嫩可爱。蛙声如、竟相鸣叫，给寂静的夜空带来勃勃生机。而这一切又把我的思绪带得很远很远……我想，应该感谢历史，因为尽管历史曲折和“不平坦，但历史终归是历史，历史总在一步一步前进，总在逐步告别野蛮而走向文明；同时，更应该感谢时代，因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们不仅没有今天生活的富足，而且更不会。也更不敢去憧憬我们爱的祖，在不太久远的未来必将走在世界的前列。这部集子中的作品最早发表于1984年，距今整整过去了14年时间，其余的也大都是10年前或8年前发表的作品。从作品的采访到发表，又从发表到结集、出版的过程，也无不打上改革开放的烙印。尽管其中的一些作品在今天看来并不觉得有多么深刻，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多篇还是冒着风险去采写的。报刊的编辑朋友们在发表它们也是顶着重重压力，但令我欣慰的是作品发表后，几乎每篇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特别是那些素不相识的来信来函更使我激动不已。一位年过半百的省电台老编辑在来信中说“……我，一个老新闻工作者看到文章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们在谴责那些毫无人的贪官的同时，不禁佩服你的勇气和胆识，我们也为新闻的同行中有你这样的记者而感到骄傲。”一位专程从河北蔚县赶来的青年工人除了带来他写的读后感外，还执意要见见我这个吃了“豹子胆”的记者，哪怕只给他半小时时间，当《有形与无形的绳索》一文在《山西日报》以半版篇幅刚刚发表时，就收到数篇读者来信，仅隔5天，该报就刊出读者评论：“责任在谁？”读者在“非常气愤、感慨万千”后写道：“……我们不禁要问，在这件事情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一些部门和有关单位又起到一种什么作用呢？目前社会上正不压邪的现象，难道就和他们没有半点关系？……”同这部集子中其他各篇一样，这篇作品也很快被多家报刊转载。值得欣慰的是当地“人大”很快组成联合调查组，有关部门及有关人员也很快被查，主人公也被减刑提前释放。特别是在采写中外历史上最大采矿惨案中，遇到的困难和来自备方面的压力是可以想象出来的。死了近千人的惨案绝密了30年不予外传，29卷盖有“绝密”字样的档案被厚厚的历史尘埃覆盖着，外界除了当年人们的种种传说外没有任何可以证实的材料。我想，历史终归是历史，既然发生了就该告诉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后代，就该从这一惨案中汲取历史教训，让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于是我想尽办法去了解第一手资料。在查阅档案中，我又一次为惨案而震惊了。那些日子里，我真的几乎吃不下吃饭，夜夜失眠．我的心灵一次次经受着撞击，噙着泪在摘录，噙着泪在采访和写作……稿件完成后，《中煤炭报》以最快速度抢先向内外公开这一惨案；《作家与企业家纪实》杂志在全文发表的同时，编稿手记中称编辑是含着热泪编完这篇撼人心弦的作品的；人民日报《时代》在创刊号上以醒目标题发表，并在导语中称“在暴风骤雨般的大跃进岁月，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灾难”云云；接着，《阳光》杂志又精心推出，并在评奖中授予“优秀作品奖”。在采写《与太阳一同升起的不仅仅是希望》一稿时，主人公在接受完采访后说：“我真怀疑你是否有胆量拿出去发表？”我郑重地回答：“我已经准备好了为发表它承担一切责任”，我又一次激动了……我常常这样想，作家和记者就该是伸张正义的作家和记者，就该是人民的作家和记者，就该听命于人民，就该“有一颗勇敢的种子“（托尔斯泰语）；”古人尚能仗义执言、舍身死谏，何况我们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经过历史的沉淀，尽管这部作品现在看来尚写得比较稚嫩、肤浅，但我深信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们至少还是微弱而又清晰的历史的回音。
在这里，特别要感谢中社会出版社的刘林社长兼总编辑，和美总经理和肖建中主任，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本书才得以出版；同时，还要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刘辉主任。中广播电视出版社金文雄副社长。张安平老师人阳光》杂志执行主编秦岭等许多朋友对我创作上的关心与支持！
“与生活同在”，仍是我一如既往写作的宗旨与追求。
是为后记。
何于清
于1998京都夏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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