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接受一个村办企业的设备制造计划。
怎么办？时间已经不容许他再等了！他同计划科长攀谈起来—一
“哪里人啊？”
“石家庄！”
“咱们都是河北老乡啊，照顾一下故乡人怎么样？”
“……可以吧。”
“老乡”的确是一种财富。它能使你在陌生中变得熟悉，它能使你在疏远中变得密，它能使你在对抗中变得和谐，一句老乡的呼唤，胜过千金的价值，甚至会把根本无望的梦幻变为现实。
与韩振北上的同时，韩润祥却在南下。在天津重型机械厂，订货时，人家答应的交货期是“最早在一九八六年第四季度”。
韩润祥说开了好话，软磨硬泡，最后厂方答应提前交货，但要多交一万八千元的赶工费和图纸费。韩润祥咬了咬牙，答应给。用钱换工期，值！
设备订好了，只差盖厂房了。
麦收一过，韩振四联系施工队，待着基建工程上马。谁想到就是在这最有把握的环节上，却上演了一场“大意失荆州”的悲剧。
自打包工队背着行李卷，拉着排子车进了村，韩振全部心思都被工地所占据了，他几乎每天都到施工现场转游，看一道道地基是怎么挖出来的，看一堵墙高墙是怎么垒起来的，看一根根大梁是怎么竖起来的。实指望，早一天完工，早一天投产，早一天兑现合同，不然三百五十万元债务可不是好玩的，一年的利息下来就像山一样沉重。
期望值越高，失望也越大。
一天早晨，他又到工地上转悠，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工棚内人迹缈无，昨天还是沸沸腾腾的所在，今天却是死一般的冷寂。他深感异样：人呢？包工队的人呢？
有人告诉他：“走了！……”
他纳闷了，没完工怎能中途撤走？
“钱花光了！”
韩振傻了。
这已是一九八五年的十二月底，按原来的想法，正是计划中竣工的季节。可三万元包下的工程盖了六个月还没完工，工程撂了，落下了半截厂房，像遗弃的古城旧墟。
好端端的计划落空了。原来，乡下包工队也有着韩振“借下蛋”的想法，一旦囊中羞涩，喧闹的“群”也就扑啦啦飞走了。对韩振来说，这沉重的打击无异于五雷轰顶。
到了决定命运的一九八六年，眼看要到交货的日子了，连厂房也未建起来，怎么向电子工业部交待？
祸不单行。
一个更大的打击从北京传来：因为“受骗上当”，三百五十万元有偿贸易付之东流，冯步伦被撤职了。电子工业部通报全系统：“要警惕任何形式的皮包公司。”这不明明指的是半壁店吗？
一种沉灭的负罪感，简直要逼着韩振去死。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自食其言，而对无法抗拒的压力，他觉得自己的本分与正直都在这失衡的瞬间被撞得粉碎。
冬天。很冷，很冷……
韩振呆呆地站在扑面而来的风沙中，凝视着车间遗址，凝视着胡乱堆放的机械设备，仿佛一个战败的将军，面对着横尸遍野的战场，这的确是他命运的一次“滑铁卢”……
[续走出老屋上一小节]。
烈火中烧，双耳轰鸣，“嗡”的一声，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病倒了，被紧急送往医院。
变革的岁月竟是这样沉重而艰难，半壁店又开始了忧心忡忡。
如果说冯步伦面临的只是上面的压力，那么，韩振却在腹背受挤的夹隙中。因为这轧钢厂本来就是在乡们一片反对声中上马的，他的失算激起了惊涛拍岸般的喧哗与躁动。
半壁店卷在旋涡之中。
乌云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躺在医院里韩振辗转反侧，耿耿难眠，第一次会到了四面楚歌的滋味……
庆幸的是在这危急的关头，上级组织出面拯救了他。开平区委书记巴连阁走进了他的病房，一是来看望他。二是请他带病出山。巴书记知道他这病那病主要是心病。千葯万葯，把轧钢厂搞起来就是最好的葯。“十二月底前一定出钢，不然村子垮了，厂子垮了，你想躺也躺不住了。什么时候回来，我派车接你。”
巴书记一番火热的话语把韩振感动得老泪纵横。他摇摇晃晃上了巴书记的车。
车子越往前走，他的心头就越感到敞亮。当车子拐进乡村大道，老远就看见村头路南已经竖起了高大的厂房。他让司机停车，想仔细看一看这豁然耸立的庞然大物。乡们都来了，迎接他带病回乡。看到熟悉的乡们，他眼睛明亮，精神也随之昂奋起来。车间建好了，设备安装好了，只待出钢了。人们告诉他；这车间是韩润祥和支部副书记刘桂芝的功劳。就在他病重的日子里，他们硬是顶着四方的压力，重新请回了包工队，将中途下马的高大厂房耸立起来。人们还告诉他；这些设备的安装是巴书记的功劳。就在他遭受挫折的时候，巴书记就将唐山钢铁公司的总工程师请到了开平区招待所，共商挽救半壁店命运的大计。总工程师乐于助人，带来一支安装调试的队伍，在一个月内安装调试了设备。韩振感激不尽。“明天就点火，非要炼出开平区的第一炉钢来！”巴连阁催促着韩振。
这是一九八六年的最后一夜，也是一九八七年的最初一夜。巴书记带着四套班子的全人员守在高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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