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那两道浓浓的眉只是向上挑了一下，他没吭声，静静地陷在沙发里。
１９６４年１月，罗瑞卿准备去南京主持召开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行前专门到林彪住向他报告，林彪点了点头，淡淡地说：好，去吧。
５月间，军委决定在全军进行一次比武．军委副主席贺龙给林彪写信报告了北京军区“尖子”表演分队情况，林彪听秘书读完信，摆摆手。秘书走了，信也带走了，始终没给贺龙个回音。
不久，毛主席提出要看军事比武，罗瑞卿马上叫张宗逊向林彪报告。张宗逊兴冲冲地来到林彪住，讲得那么激动。林彪听后，摆摆手，“毛主席去看，要组织好。”自己没说个去字。
被称为我军建以来练兵“盛举”的这样一次空前的比武活动，没有见到林彪的身影，报纸上，电台上看不到、听不到林彪的名字。当时从元帅到士兵很少有人对此觉得奇怪，或者说根本就没引起人们注意，自然谈不上什么“奇怪不奇怪”。该报告的向他报告了，该请示的向他请示了，林彪为什么不露面呢？众所周知的原因嘛，他在养病。他的身怎么能经得起参观军事表演这么剧烈的户外活动？
贺龙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这位平易近人的元帅，风尘仆仆地奔波于比武场上。一向以严谨著称的罗瑞卿也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现象。这一年他太辛苦了，先后跑了９个省的部队，为全军练兵热擂鼓助威。
然而，林彪却一刻也没忘记这个现实。他那看起来毫无生机的目光，正在透过厚厚的窗帘盯着阳光灿烂的练兵场。
据史料记载，林彪那个后来对我军建设危害多年的“突出政治”，它的第一次提出就源于１９６４年１１月召开的全军组织会议上。而“突出政治”的第一棒，则要打在这一年兴起的全军轰轰烈烈的群众练兵热上。表面上沉默的林彪悄悄地“合围”、“收网”，都是后人的分析判断，而在当时几乎无人所知。贺龙想不到，罗瑞卿更想不到。
必须指出的是，罗瑞卿这位高效率的三军总参谋长，对我军政治工作极为关心。这年的三四月间，他在协助贸龙全力筹划组织全军比武活动时，还给总政布置了一项重要工作：派几个得力的工作组下基层检查、总结１９６０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落实情况。
那时，总政自罗荣桓去世后，一时还没配主任。罗瑞卿找来了总政第一副主任刘志坚中将，嘱托他全力办好这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刘志坚带领一个十多人的工作组先到了部队较为集中的哈尔滨，在这里分作几个小组，分头奔赴长春、吉林、齐齐哈尔等地部队。工作组的阵容不小，军职干部就三四个。那时机关作风也很深入，下部队很少在团以上机关活动，依当时的话说：“一个猛子”就扎到连队了。和战士吃住在一起，没有什么专门的汇报，全靠直接同官兵接触中掌握第一手材料。
１９６４年５月中旬，全军比武热在即。贺龙元帅多次讲，训练是为了打仗……
[续大比武备忘录上一小节]，所以训练首先是个政治问题。这种表演，总政、总后也要看看，因为这不光是训练问题，还是一项很大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做好了其它就好办了。很快刘志坚被罗瑞卿召回北京。５月２０日，贺龙和罗瑞卿陪同周恩来、彭真、陈毅到天津杨村靶场观看北京军区某部军事表演。刘志坚一同来到了杨村。不久，又陪同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观看军事表演。直至６月底，他又回到了在东北蹲点的团队。后来又沿着南京、上海一路跑了一些部队。１０月，随同叶剑英元帅去长沙参加了推广长沙政治学校政治建校的现场会。接着来到了江城武汉，在这里召集各路工作组汇总情况，并在这一带的部队继续调查。
刘志坚眼罗瑞卿通了一次电话，提出：根据工作组目前掌握的情况，要形成一个全面估价部队贯彻落实１９６０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报告，材料还不够。罗瑞卿说，那就继续了解嘛，再找一些部队蹲一蹲。
工作组决定不返回北京了，继续下部队。刘志坚拿起电话同广州军区一位领导协商，那边说去红军团吧，这个团各项工作不错，在军区比较拔尖。
红军团历史上威名显赫。十大元帅从这个团出去的有四个，还出了百多名将军。“红一连”的第一任连长是朱德，林彪曾在“红二连”当过连长。
刘志坚是个老红军，来到红军团心里格外。他自己蹲在“红一连”，兼跑“红二连”。派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友之蹲在团直。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带一个组在七连，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姜思毅带一个组蹲在四连。
这一蹲就是两个来月，竟横生出一个令全军惊诧的题目来。
再说北京这头。１１月３０日上午，叶群以林彪办公室主任身份参加了全军组织部长会议。
叶群神采飞扬，“林总向参加组织会议的同志问好！”又说：“林总让我传达对会议的指示。林总说，总政现在很忙，刚开完民兵政治工作会议，又参加了全军训练工作会议，这次又及时抓组织部长会议，很好，很适时，明年部队情况会有一些变化，不抓不行！”。
叶群加重了语气：“林总说，会议要好好讨论一下明年工作，不妨多开几天。搞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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