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自认是最直接、最充分的受惠者。日本对高学历的人才在入籍上网开一面，陈刚的机会唾手可得，但是他连想也没有想过。反哺，回报，这是他最基本的准则。
到日本后，他和他的朋友们一直关注着中改革和发展，大量阅读着、慷慨激昂地交流着各类有关中动态的资料。他读到美一家著名新闻周刊发表的文章，说“看到现在的中令人想起一百年以前德的崛起，现在轮到中崛起了”。
这类历史的预言一次次地在他心里点燃着一种激情。八十年代初，他是在“振兴中华”、“从我做起”的氛围中进入青年时代的，至今想起这些口号他还会热血奔涌。他想，他陈刚不能做果实的坐享其成者，他不能想象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他陈刚的参与。而且，作为一个工程师，在日本固然可以做一些技术工作，但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工程给自己做。有的工程师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等到像浦东新机场这样辉煌的工程，和这相比，十几万美元算什么！
使陈刚向往浦东新机场工地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知遇之恩。尽管他并不知道吴总指挥会在他成为机场指挥部职工的第一天就委以重任，但凭他对留学生的那份理解就让陈刚动容。
吴总说：对留学生来说，生活待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最大限度施展才华的舞台。因为留学生若是奔物质享受就不会回到内来！
拿着不到日本十分之一、甚至都说不清具数目的工薪，陈刚却强烈地感到一种当家做主的豪迈和忘我工作的快感。和他相不过两个多小时，我也受到了这种风风火火的情绪感染。
他一边啃着因为不及去饭堂吃饭、让设备的小刘给他拿来的花卷，一边和几位早已等在办公室的客户打招呼：“不礼貌了，因为早饭也没有吃，只好边吃边谈了。”十分钟以后。他又拿起电话，用日语和对方谈了好一阵子。原来他明天要去东京出差，却刚发现多次出的签证已经到期，必须找……
[续当代归国留学生上一小节]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先生通融。然后他说去理两件事，让我等他一同乘车去市区，他必须自去拿签证。我问他明天要去东京，今天就不回浦东了吧？
他说不行，办公室还有好几件工作没理完，而且晚上还有一个700万美元的合同要签。东京也是明天去后天回，去看一套2000万美元的关键设备。他说：为了这套设备，我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细了，对方的设备也非常好，但还要最后去看一次。就我一个去，去了最后拍板。你看，吴总真敢用人，也不怕外商收买我。
吴总真敢用人。陈刚为此再次成为让多少同龄人羡慕的幸运者。为机场设备引进的第一份合同，举行了一个隆重的签字仪式，吴总主签，他是做为技术负责人辅签。自此以后，吴总就放手了，把签署合同的职责全权授予了陈刚。“副总工程师陈刚”的签名，意味着独立地对几百上千万美元的购货合同负责。当然，这种负责是建立在一个非常完善的运行系上的，所有的前期工作都是严密而规范的。但是他得对各个关节点有充分的把握，他必须非常老练、周全、有成竹。
然而，在所有谈判对手眼中这位有决断权的年轻人，在此之前并没有搞过工程，甚至也不是学工程或学设备出身！吴总对他钟爱与信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作为优秀高级人才的综合素质的直觉。
设备副总工程师的工作头绪让人听起来头皮发麻。
造空港就像造一座城市，城市有的设备机场几乎都得有，而机场有的设备城市却不一定有。
如灯光系统，导航系统，航站楼，行李寄运系统，能源中心，冷通设备，供电设备……光是电梯，候机楼的加上工程配套用的要突破两百五十部！
和制造商打交道，大家都在算计，这就要看你维护家和业主利益的洞察力，要有强硬的制裁措施。但这又必须非常慎重，稍有差错他就要投诉你。投诉就得调查，这倒不是面子问题，而是时间赔不起。上海市政府要求1999年底第一架飞机要在新空港起飞。像这样的大型机场的建设，外一般都要七、八年，内花个五、六年时间也是正常的。但陈刚他们只有四年不到的时间。搞工程的人都知道，土建可以拼出来，设备却是赶不出来的，弄不好就拉整个工程的后。
设备造出来就要按期到货，按期安装。不能货到了在码头上躺着吧，这得付多少仓储费！而吴总要求的是无仓储管理，什么时候需要安装时什么时候到货，安装单位把设备直接运到工地。这在我的建设史上也是少有的。陈刚这儿都是白领，没有扛活的，没有吊车，没有工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合同管理得天无缝，稍有节就撂在那儿了。
所有这些是一个极其庞大而严密的“系统工程”。于是，海洋船舶系的陈刚就有了优势。造船就是造一座应有尽有而且能在海上流动的城市。而船舶工程、海洋工程根本就是系统工程。感谢这种专业长期以来建立的一种系统工程的概念和思维方式，陈刚如鱼得。他的工作主要是组织协调，他担任总支副书记和大学教师的经历又帮了他的大忙。他的工作对象大多是日商。十年的日本生涯，对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对他们在什么情况会做出什么判断，陈刚基本有数。当然有很多新的东西要熟悉，如设备本身、市场变化等，这样大型设备的采购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挑战。陈刚渴望挑战，惟其挑战，更能激发人的智慧、潜能和创造慾。
最大的挑战是日元贷款的采购招标。设定的什么样的条件大有讲究，太宽，不良厂商可能入围；太严，入围的厂商太少，价钱会抬得很高。要确保多少家厂商入围，不同的项目也有不同的尺度，真是大费周折。合同和评标报告要经货款方审批。这里面常常会涉及非常微妙和复杂的利益关系，往往表面是卡在这里，而骨子里问题却出在那里，明里暗里的周旋，完全是斗智斗勇。
在谈判最紧张的时候，陈刚的位置在前线指挥部的“掩”里，通过协调各路大军的专家——土木工程师、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软件工程师、控制工程师、建筑师——掌握着谈判的节奏，控制着谈判的局面：这件事可以让步，那件事要逼到底，这件事交给商务谈，那件事情必须先把技术方案敲死……除非有重大问题向总指挥报告，大部分问题就由陈刚现场决断。陈刚一般不在谈判桌上出现，在外方眼里他是有决策权的，直接面对谈判对手就没有了回旋余地。而一旦在谈判桌上出现，就是向对方施加压力，就是拍板。
1997年4月，机场设备的第一批合同即将签署。指挥部计划搞一个隆重的签字仪式，一方面为机场作宣传，一方面出于外交配合上的考虑，给日方抛一个绣球。当时有一个大项目的技术问题还没有谈下来，对方是日本的三菱电梯公司。这个技术问题有一定的难度，三菱总部的决策已拖延了一个多月，谈判也延宕了一个多月。指挥部决定逼他一下。于是，陈刚自出阵。
陈刚对三菱的谈判代表说：第一批合同的仪式马上就要举行。这个仪式要请日本的总领事出场，所有相关的日商代表也要出席，还要邀请上海、日本的媒介。三菱能不能成为这次俱乐部活动的嘉宾，就取决于你了。上海是中的门户，浦东是上海的门户，机场是浦东的门户，电梯又是机场的门户。这个合作对我们双方的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明天敲定所有的技术方案，你们干不干。
三菱当然要干，而且确实也把价格定很低了。但从价格和技术能比上还没有达到中方的要求，必须再作让步。陈刚了解，这样的较量是很残酷的，对当事人心理压力极大，按日本人的格若谈不下来自杀的也有。于是他控制好分寸，既摆出步步进逼的态势，也和对方共同寻找出路。
三菱代表说，你们监控系统的技术要求太高。陈刚说，你这不是真正的原因。都说要看日本最好的电梯到新宿去看，到横浜的地标大厦去看，那可都是三菱的电梯。你们的技术平我了解，我们这个电梯你做得了。如果说自动扶梯和人行过道的监控系统有问题，我给你一个解决办法。日本关西机场的监控系统不亚于我这个要求，是日本的富士达做的，他做得很成功。我倒不是想伤你三菱的自尊心，如果你认为你的不如他，可以向他买。
三菱代表不得不说，技术方案可以接受，工期无法完成。陈刚说，这是托词，你们加班加点地干，干得出来，无非是加班费。日本的法定加班费比工资高25%，说到底是成本问题。这样吧，我可以帮助你解决成本问题。你去找上海三菱帮忙。上海三菱有非常优秀的软件工程师，他们可以做出不亚于日本……
[续当代归国留学生上一小节]的软件。软件成本就是人工成本，你知道，我们目前经济能力有限，工程师的工资平还很低，你找上海三菱做，既可以满足技术要求，又可以满足合同金额的要求。
三菱的代表沉吟不语。上海三菱是中方控，他犹豫着要不要把这部分业务分出去。陈刚绕了一个弯子：当然，你如果实在不干，我可以在日本给你找两家软件公司。你是要找富士通还是找ntt，我有很多同学就在这些公司工作。我可以去跟他们联系。
陈刚拿准了三菱代表的心理，他绝不会到日本去找富士通，ntt，虽然上海三菱是中方控，但毕竟还是三菱。果然对方再也无话可说，接受了陈刚的方案。陈刚一石三鸟，既解决了技术问题，又打破了谈判僵局，还为上海三菱揽到一笔大业务。
人们会说，花钱还不容易吗？采购还不容易吗？给你钱让你去买东西，这不是太自在了吗？而且，谁不知道搞工程招标，搞设备采购是一个肥差呢？陈刚太明白人们的这种心理了。厂商成天围着转，对自己视若神明，不就是因为自己挥笔就是钱吗？
花钱苦呀，真苦。有钱去扛一台电视机回家这很容易，说现在给你钱到商店去买两千台电视机回来，做得到吗？你还得给他订货，进行商务谈判，能不能便宜，特殊要求能否满足，怎么到货，问题就来了，和个人消费完全是两码事。更何况际金融贷款，看上去是日元，用的却是中老百姓的钱，若干年后是要用子孙后代的钱来偿还的！
在外，留学生们习惯了规范化、法律化的行事方式，对内的人事关系、腐败的社会风气常有微词。陈刚没想到自己一回来就成了掌管如此重要权限的官员，他感到责任之外的另一份沉重。
他想起了和吴总指挥的一次争论。吴总是刚卸任的上海市建委主任，主管过很多大型工程。一次陈刚和他一起去北京，在飞机上聊起城市交通问题。陈刚书生意气，说上海的交通出路在于消灭自行车。他头头是道地分析：道路就像一根管道，自行车就像流动的，速度慢占用的空间就大，所以自行车绝对不适合特大型城市的大型交通。吴总说你说的那些理论我全懂，但我必须更正你的一个说法，消灭自行车不是出路，而是结果。要消灭自行车首先要发展轨道交通，要造地铁。但造地铁容易吗？一公里六亿元人民币！
陈刚思考着这场争论的深意：要批判一件事容易，但仅仅提出问题是不负责任的。
作为一个工程师或研究工程问题的学者，你对社会的贡献不仅在于发现问题，而且在于解决问题。你的言论必须是建设而不是批判的。
眼下的建设就是要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净化自己的工作环境。指挥部有关廉政的规定，在他这儿成了铁的纪律：全过程控制，不接受厂商任何形式的宴请。
一个舍弃十几万美元年薪奔事业而来的人，在这方面的素质是一种天赋。
十几万美元年薪，陈刚的妻子占了一半，但她却远没有陈刚那么如意。她回本校教书，海外六年工程师的实绩打了漂，中级职称还要重新来过，只能拿不足千元的助教工资。学校搞学术研讨会，她临时被拉去担任日语翻译，不仅翻得贴切，技术问题还能讨论。系主任说不知道捡了一个宝。但事后却依旧弃之不用……怀着对妻子的歉疚，陈刚更加感念浦东新机场指挥部和吴总对他的知遇之恩。在中的人才还远不能依靠市场找到自己的位置时，碰上一位什么样的上司，有时往往能决定你的一生。
但愿飘泊海外的学子，都能遇上他们人生道路上的“吴总”。
张启华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动员太太回来了。整整三年的苦熬，他的捷华通讯电子有限公司已经像模像样地在上海立起来了，而且显示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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