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条件表现在不利的贸易条件上。如果不采取措施来提高农民生产粮食的生产率，它们就会变成矿山、种植园或其它出口企业获得廉价劳动力的后备军。热带不发达国家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这也是工业国能够以如此有利的条件买到热带经济产品——如茶叶、棉花、油籽和各种矿产品的原因。生产这些商品所需的劳动力可以以便宜的价格获得，因为这些劳动力否则就要留在农场里生产粮食，每人的生产率是很低的。只要农场的生产率低，温带地区就能以很低的价格得到热带劳动力的服务。此外，当为出口而生产的农作物的生产率提高时，不必同劳工分享增加部分，实际上，降低价格的好处全部被工业消费者享受了。蔗糖是一个说明问题的极好例子。按任何生物学标准来衡量，蔗糖生产是一个生产率极高的部门。它也是一个在过去70年里每英亩产量大约翻了两番的部门，这个增长率是世界上任何其它主要农业行业所无法比拟的——肯定是小麦行业所无法比拟的。尽管如此，蔗糖业的工人仍然赤脚走路，住在棚户里，而生产小麦的工人的生活水平则是世界上最高的。无论制糖业的生产率可能达到多么高的水平，好处主要是属于消费者的，热带国家的一个不利条件（对工业国有利）是，它们的经济的发展集中在经济的出口部门，外国企业家和外国资本首先主要致力于扩大出口，其结果是，它们的出口对工业国有利。
教训并不在于扩大出口不对，而在于完全集中在这个经济部门是不对的。采取措施提高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的部门首先是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同样是重要的。而如果这样做了，出口部门工人的实际工资将以同样的速度增加。忽视出口与过分集中于出口一样，也是错误的，因为出口业很可能成为一个拖经济发展后腿的因素。例如，人们可能很愿意为国内消费投资，仅仅由于缺乏外汇，国内消费得不到满足。私人企业家可能有许多计划，打算在供国内消费的制造业或农业投资，政府可能也有一个在教育、公用事业和类似项目投资的庞大计划。然而，所有这些开支都会对国内投资所需的进口机械或材料，或者进口消费品产生额外的需求。所有发展计划需要有更多的外汇，所以如果不提高赚取外汇的能力，所有发展工作可能就要停止。不少国家目前就是处于这种状况。
因此，任何全国发展计划都必须适当规定扩大出口，或者生产进口商品的代用品。但是这仅仅是以另一种方式强调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初期各阶段所起的作用。
在经济增长的以后各阶段，能动作用不再由对外贸易垄断了，甚至可能从对外贸易完全转移到国内市场。在美国，这种过渡大约是在19世纪末某个时候实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首先受到出口刺激的国内需求量的增大，对国内企业家是一个鼓舞，过不多久，对国内消费的投资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如果农业部门不按资本主义方式进行改革，这种过渡可能长期推迟，法国就是那样，因此继续成为需求和劳动力供应方面的阻力。或者如果像英国那样，与自然资源相比，人口规模迫使国家严重依赖于进口，因此将全面增长率降低到外汇收入增长率或生产进口商品代用品的生产率，那就根本不可能完全过渡。
这种分析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它说明了在外汇不受压力的情况下使经济得到发展的条件。如果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它的出口商品的需求量迅速增大，那么经济将处于消费品的进口往往落后于出口的有利状态之中。与此成对照的是，如果经济主要是由于国内市场而得到发展，那么进口额往往会增长（除非它正在发展进口货的代用品）而出口额不会得到相应的增长。除非得到巨额外国援助（贷款或赠款），否则发展计划可能不得不在外汇受到管制的情况下实行。出口商品需求量的不断增加永远是一件好事。
这个分析得出的结论并不是非常惊人的；那就是在发展计划中，一切经济部门都应当同时增长，以便使工业和农业之间，为国内消费进行的生产和为出口进行的生产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虽然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结论，但是它既不符合目前的做法也不符合目前的建议。例如，工业国有整整一个学派的“开明”经济学家，他们通常以高傲的教训人的口吻告诫农业国要集中力量发展农业，不应做任何事情来促进工业。这一派经济学家还宣扬出口的好处，并对那些可能具有减少对对外贸易的依赖性的作用的计划表示惊恐。这个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教条一样愚蠢，根据这些教条，通往经济发展的道路在于集中力量实现工业化。在由这些争论引起的热潮中，采取这样一种态度似乎差不多等于是胆怯，那就是，事实是，一切部门都应当同时发展，但是这种论点的逻辑性与它的简单化一样是攻不破的。
（三）稳定性
私人投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没有规律，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使收入和就业机会产生很大的波动。在过去150年里，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很多。在本书中详细论述这个问题既无必要又无可能。另一方面，一本论述经济发展的书不谈投资的波动看来是非常奇怪的，所以在这里必须简单地谈一谈这个问题的主要特点。
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国内不稳定的根源，除此之外，每一个国家都要受通过对外贸易从外界传入的波动的影响。
国内不稳定的根源与新发现的矿藏、某些资源的枯竭、新土地的开垦、新发明的应用、政府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政策，与迁移、内乱、流行病、地震、火灾、旱灾和其它许多因素是有联系的。即使世界贸易额稳定增长，不出现波动，那么每一个国家都会出现它自己的波动。然而事实上，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国内的这些波动被比较先进的国家的波动所造成的外贸额的波动掩盖了。世界贸易额的这些波动，与贸易额和价格的大起大落有关，而贸易额和价格的大起大落是由先进国家需求量的交替增减造成的。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上一切私人企业经济如今与美利坚合众国相比都是“欠发达的”，全世界约五分之二的收入是在美国产生的。在19世纪，英国和德国也是独立的波动的根源，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现在仍然是波动的根源，但是与美国相比，现在它们造成世界收入波动的影响已经很小了，它们本身受美国经济活动水平的影响大大超过受本国独立波动的影响（战时和通货膨胀时期除外）。所以，如今在美利坚合众国，或者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说在高度发达的在业国，造成经济活动波动的根源是经济周期问题。
造成经济活动波动的原因并非只有一个，而是有几个。某一个原因在这个周期中可能起重要作用，而在另一个周期中也许是次要的。分析经济周期的一个困难也在于当几个可能的原因一起发生作用，而且可能彼此影响的时候，了解每一个可能的原因有多大的重要性。经济周期理论集中在创造简化的模型，以检验好几个可能的孤立原因中的每一个原因，但是，迄今所采取的从这一点到详细解释任何特定波动，并且恰当地估计它的每一个原因的重要性的步骤，并非人人都满意。即使是可能的原因也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就是在抽象模型这一级也是如此。在以后的各节中，我们不想提出一个经济周期模型，或者说不打算通过对上下转折点和介于两者之间的自我加强过程进行通常的分析，将这个体系讨论下去。如要进行适当的讨论，那就要扩大本书的篇幅，就这个题目而言，这是不值得的，因为本书的重点是讨论在长期而不是短期的变化中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因素。因此，我们下面只向那些对这个题目并不十分熟悉的读者，简单地说明一下人们已经提出的投资额为何不能稳步增长的一些主要原因。挑选出来在这里进行讨论的原因有：创新的不规则性、银行信贷的灵活性、投资和收入增长之间的不稳定关系，以及收入分配的变化。
创新的不规则性很容易理解。我们常常谈到创新有一个显示逻辑增长模式的趋势。汽车发明以后，它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使自己站住脚，然后才能普及。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汽车迅速发展，取代其它交通工具，尤其是取代马匹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需要进行巨额投资，不仅要对生产品车的工厂进行投资，而且还要对公路以及一批供应橡胶、锡、钢材、玻璃等原料和部件的辅助行业进行投资。最后，如在美国那样，达到再也无马可取代，几乎家家有汽车的阶段。此后，汽车工业不可能以与中间阶段相同的速度发展，投资率相应下降。实际上，用“逻辑的”这个词来描写每一项创新所发生的情况太顺利了，因为投资是间歇性的。当事实证明汽车很受欢迎时，就会有许多公司满怀热情地转入汽车制造业，并将生产能力扩大到超过当前需求量的程度。有些公司破产了，汽车工业变得不景气。然而需求量继续增长，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赶上了生产能力。接着又爆发出另一阵热情，并且再次竞相扩大生产能力，随后又出现暂时的停滞状态。正是由于经济增长的性质，人们才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因此人们就要犯错误，不能希望永远能精确地避免这些错误，使得投资额平稳增长。即使在并不涉及多少创新的公认的投资领域，我们也注意到了同样的趋势。人口增长率或多或少是平稳的，但是房屋数量的增长就不平稳了。相反，在每一个工业社会，建房是阵发性的。在一个时期内，到处建房，这种情况大约持续10年，其间建造了许多房屋，到处都有空闲的房子，大概占1c10。接着是十来年停建时间。其间人口赶上了住房。于是又开始了新的循环。
由于各行各业投资行为的这种不规律性，因此如果不同的投资方式彼此协调配合，使投资总额不断增长，那是纯属偶然。这要求每一项新的创新都要恰好在其他创新即将失去作用时出现，从而使某一行业投资的波动恰好为其他行业中与其相反的波动所抵消。诚然，总有一些投资机会有待利用，但并无理由说明事情一定会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恰恰相反，由于投资的另一种倾向，即一起升降的倾向，这些波动往往互相加强，而不是互相抵消。当对一个重要行业，比如对汽车业和建筑业的投资增加时，所有其他行业也都因由此产生的收入和需求而繁荣起来；此时其他行业的投资者对投资充满信心，并且也加快了其投资速度。另一方面，当对某一重要行业的投资减少时，所有其他行业也转入萧条，投资者失去信心，投资普遍减少。
就所涉及的投资数量，以及达到投资高峯所需时间而言，投资的行业不同，其重要性亦不同。因此，投资活动的水平主要是由重要行业而不是由次要行业决定的；例如，假若建筑业平均占国民总收入的5％，那么它的繁荣（比如增至7％左右）或萧条（比如降至3％左右）对于整个投资活动的水平是大不一样的，而新开奶品店的开业比率的波动则远没有那么重要。同样，如果某一社会着手修建铁路，那么这一活动不仅会吸收大量资本，而且会长期保持高水平，比如说持续二、三十年。在此期间，其他领域的投资会有一些波动，但只要对铁路的投资保持不变，就不会出现大萧条，这就是为什么衰退的程度并不都一样的原因所在。当建筑业或某一项重大革新方兴未艾时发生的衰退不会变得严重，也不会持久；
但当建筑业处于发展周期的淡季，或某项重大革新刚过一个顶峯（例如1929年美国的汽车）以后发生的衰退可能既严重又持久。由于建筑业平均占投资总额的25％，其周期为18—20年，因此，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繁荣之后，往往会出现几十年增长较慢的时期也就不足为奇了。
投资往往是一起行动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提到，但如果不是由于银行信贷的灵活性，那就不可能达到同样的程度。这是造成波动的第二个主要原因。在19世纪银行合并运动深入开展之前，工业化国家有数千家银行，每一家银行在信贷发放上又都各行其事。正像投资往往一起行动一样，银行也往往深受经济活动大气候的影响，经济繁荣，则易于扩大信贷（因而进一步促进繁荣）；经济萧条，则信贷紧缩（因而加剧萧条）。中央银行在过去的50年中所形成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对商业银行发放信贷加以控制。中央银行根本没有成功地稳定信贷水平，也没有防止银行信贷的弹性对繁荣的保持和严重的衰退其促进作用，但中央银行的工作毕竟十分有效地防止了极端情况的发生。如果我们把有关19世纪任何一次危机的记载与20世纪的英国和自实行“新政”以来的美国任何一次危机加以对比，这一点就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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