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清楚不过了。19世纪发生每一次危机，都有一些银行因在繁荣时期贸然过分发放贷款而遭破产，都有储户害怕银行会被迫关闭而去挤兑。而到了20世纪中期，这种情况就没有发生。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应当努力使货币“中立化”，也就是说防止实际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出现周期性的增加或减少。假如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论是繁荣还是衰退，在程度上都会比较轻，但是这一点是否可行很值得怀疑。此外，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意识到，繁荣时期发放信贷会使投资水平超过不发放信贷时的水平。他们将这种呈周期性出现的幅度不大的通货膨胀看作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特征。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投资与收入增长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如果资本、收入与消费三者之间有着固定比率，那么只要这三者均以适当的比例增长，平衡就能保持。例如，如果投资随着消费增长率的变化而变化，那么即便消费仍在增长，只要消费增长率受到抑制，投资就会减少；投资的减少又会使收入减少，进而使就业机会和消费量减少。迄今，经济周期理论仍未超出对可能存在的抽象关系加以阐述的阶段，这些关系说明了如果增长率偏离了平衡率会如何发生灾难。至于确定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实际关系，这些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如何，增长率平衡状态的偏离具有什么定量意义，我们尚未663经济增长理论达到这一阶段。但是，“加速原理”（人们这样称收入增长率与投资活动之间的关系）显然已有了某些用途，其中之一就是用于研究库存商品的动态。假定一般要求商品的库存量保持在相当于国民收入的40％的水平上。现在再假定一开始时失业人数保持在合理水平上，国民收入在两年内增加了10％，达到了充分就业，然后每年仅增长2％。在头两年里，要求库存量增加10％，表明每年的投资率相当于国民收入的2％（实际增长可能多于或少于这个数字）。第三年要求增加的库存量仅相当于国民收入的0．8％；因此库存所需要的投资额减少了1．2％的国民收入相当于投资总额减少了比如6％，而这本身可能导致螺旋形下降。实际上，波动会由于失误而进一步加剧。许多商人由于头两年的销售额增加了10％，于是就希望第三年还会以同样的比率增加。由于达到了充分就业，销售额实际上仅增加了2％，这时他们才发现自己的订货过多，库存超过了预期的数量。此时，为了减少绝对库存量，商界可能会大幅度地减少订货，而不是使积压的库存量从占国民收入的2％下降到占0．8％，这样做当然会引起失业。库存积压量的波动是经济周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几乎每一次经济繁荣都与存货，特别是与不顾一切地进行原料的投机买卖有关，原料价格先是狂涨，随后又暴跌。实际上，根本不能指望投资，不论是对建筑业，机械业还是对库存的投资，会以某种平稳持续的比率进行，恰好与收入或消费的平稳增长相对应。正相反，投资是以一种碰运气的方式进行的，在正好适合稳定增长的比率上下波动。
产生波动的第四个原因是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所产生的影响，人们不时对这个原因进行辩论。比如，卡尔·马克思所描述的经济周期大致是这样的：经济繁荣时，资本积累起来，对劳动力的需求扩大，最终争夺劳动力的竞争使工资的增长快于物价的上涨，因此使利润减少。随着利润的下降，投资受到抑制，于是就开始衰退。这时工资减少的速度比物价上涨的速度快，直到新投资又有利可图时为止。根据这种理论，工资与物价的关系会保持“适当”的水平，正好能维持稳定，但由于工资总是偏离适当水平，或过多或过少，所以无法保持稳定。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个类似的但截然相反的模型（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误认为这是马克思本人的教导）。在这个模型中，经济繁荣时期工资并不比利润增加得快，而是恰恰相反，物价的上涨快于工资的增加，这有利于获取利润，但利润大都被储蓄起来，而不是用于消费，因此消费不如收入增长得快，也不如资本积累得快。这些人认为这是一种不稳定状态，经过一段时间，资本和生产能力这种不成比例的增长会由于消费未同步增长而变得更难办。
利润率下降了，投资减少了，收入和就业人数下降了。由于这种模型同样以维持各种规模之间界限十分接近的比率为基础，它与我们在前一段中所讨论的内容有关。由于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冲突提出了一个事实问题，情况自然是，与工资相比，经济繁荣时利润增加，衰退时利润减少，然而投资对消费的依赖关系究竟有多密切这一点则颇有争议，这是因为考虑到在工业国对农业和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大约仅占投资总额的约30％，即便在制造业中，许多投资也不是针对当前的需求的，而是通过革新产生新的需求（新的商品或可降低成本的新方法）；同时考虑到在比较资本主义化和不那么资本主义化的方法之间做出某种选择是可能的。（其余70％的投资总额也间接地取决于消费，但是取决于平的未来消费水平的程度，比取决于任何一个特定时间消费情况的程度要大得多。）
鉴于这里提到的波动的所有主要原因皆源于经济增长本身，因此任何有关经济增长的专论都不可不论述波动，这一点现在已是显而易见的了。陈旧的商品或过时的工艺被新商品和新工艺所取代，这种替代形成了创新的逻辑模式。于是，正如在经济活动突然大量增加时所表现的那样，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先是超越目标，然后暂时停滞。一旦静止状态被打破，这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人们又开始提高需求水平，否则难以在资本与消费，库存与需求，工资与利润之间保持适当比例。这并不是说如果经济不增长就不会有波动，但是在黑暗中摸索（这是增长的必经之路）使投资更没有把握，更有可能出现失误。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波动是经济增长的代价，没有衰退也就没有繁荣，而假如没有繁荣，资本形成一般说来也不会像现在那样快。
本书没有必要对已经提出的关于稳定美国经济的各种建议加以论述。关于这个题目已有相当多的文献作了论述。我们只需提及关于不论美国和其他大国的经济如何波动也要保持世界贸易额稳定的建议就足够了，联合国组织经常就这些建议进行辩论。我们仅就欠发达国家面对世界贸易的波动采取什么行动才能自救发表一点意见，然后就不再涉及这个题目了。
经济周期对欠发达国家的影响通常大于对工业国的影响，这是因为前者对粮食和原料价格的依赖程度更大，而在经济周期中粮食与原料的价格比制成品的价格波动得更厉害。经济繁荣时物价暴涨，使欠发达国家的工资也随之猛增（如果有强大的工会组织，更是如此）。这种增长并不仅限于出口业工人。由于国内支出增加，包括食品，房租，服务等在内的国内物价统统上涨，由此造成的生活费用的提高使工资薪水和利润螺旋上升。政府岁入增加，但用于支付公务人员的薪水以及用于提供额外服务的开支也随之增加，随后出现暴跌，出口商品的价格可能因此在一年之内下跌30—50％，然后出现竞相降低国内物价，工资，房租和薪水等的局面。这种局面很困难，往往引起严重分歧和内乱。如果农业部门是以种植国雇佣劳动，而不是以小农生产为基础的，那么这种分歧的内乱就尤其严重；如果雇主与雇工的种族和宗教信仰不同，则分歧和内乱更加尖锐。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与国际上的价格狂涨暴跌相脱钩，那将大大增加实现国内和睦的希望。此外由于利润的波动不那么剧烈，这些国家的产出也许不会发生那么剧烈的波动（在衰退时期因为难以降低工资产出急剧减少）。如果这些国家省下部分外汇收入以便在萧条时期价格低廉时使用，而不是在经济繁荣时大肆挥霍，它们的外汇收入将获得较高的价值。
这些国家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使本国的国际收支免受世界贸易波动的影响。如果出现世界范围的衰退，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价值必然下跌。此时该国所能期望的至多是不要让这种下跌影响到国内经济。假如要想做到这一点，这个国家显然必须在国内生产者的收入与出口所得收入之间建立某种壁垒。这样做的一个方法是通过政府的一家代理机构出口商品，正像英属西非，乌干达，缅甸或泰国在主要出口产品上的作法那样。这个代理机构确定一个价格，按照这一价格付钱给国内生产者，这种价格不随出口产品的价格波动。如果波动的话，波动的幅度小得多。如果目的仅在于稳定国内物价，一般多选择未来平价格的平均值来定价。那么，如果价格定的适当，该代理机构在经济繁荣时会赚很多钱，这些利润作为储备金保存起来；在衰退时期会有很大亏空。实际上，谁也不知道未来的价格是多少，因此，如果为使利润和亏空相抵而确定的价格确实起到了这一作用，那将是最不可能发生的巧合竟然发生了。在所有成功的例子中，稳定物价是与税收结合在一起的，这样，失误的主要后果只是政府的税收增加或减少，而不是代理机构将资金耗尽。还应指出，在经济繁荣时抑制国内购买力的同时必须储备相应数量的外汇。因为在衰退时期维持国内收入水平就得在出口减少时保持进口，除非代理机构保持的储备得到外汇的支持，否则，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这种通过政府的代理机构出口产品的做法，会使政府承担风险和责任，而这种风险和责任是许多人都希望避免的。政府只需与出口产品价格成反比改变征税，就可收到差不多同样起稳定作用的效果，而不会使销售渠道受到影响。这样做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直接对出口征税，但也可通过调节进口税，或调节其他任何税收来实现，尽管这种方法不那么有效。直接的方法只是当价格上涨时，征收的出口税也急剧增加。比如说每吨价格100镑时出口税为0，当价格为每吨100一150镑时，价格每增加1镑，每吨的出口税就增加10先令，价格超过每吨150镑，则价格每增加1镑，出口税就增加15先令。
如果还想获得更加精确的稳定效果，价格超过每吨100镑时所征收的出口税可参照价格跌至低于每吨100镑时的相应补贴定出。
实际上，绝对的稳定既达不到，也不可取。要想准确地预测出未来价格的发展趋势是不可能的，而且应当允许世界价格的变化对那些在国际贸易中起重要作用的商品的产量产生某种影响，这是可取的。此外，还有管理方面的问题也使那些组织欠佳的政府难以实行这类稳定计划而又不遇到麻烦。但在一定程度上与世界范围的波动脱钩却是大多数国家所能够做到的，更多的国家并没有试图减少国内的波动，阻止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与其说是现有手段存在技术上的困难，不如说这些国家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不愿在经济繁荣时对本国的发展加以抑制。只有当经济繁荣时消费受到相应节制，衰退时才能维持不下跌，因为只有在经济繁荣时储备了外汇才能在经济衰退时用来维持进口。而目前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国家在经济繁荣时开销无度。有关在此时应征重税的建议遭到强烈抵制。即使真能征以重税，各国政府也很可能将其用于扩大自身开支，而不会将其留作储备金，并用外汇来支持这些储备。而这样做是很合算的，因为任何一笔外汇在经济衰退时所能购买的进口商品都要比在上一次经济繁荣时所能买的要多（这是因为价格下跌）。认为欠发达国家如果愿意的话，能够使国内经济完全不受外部波动的影响的意见是错误的，但是如果这些国家有决心的话，在避免经济繁荣和经济衰退时期最极端情况的发生方面，它们是大有可为的，这一点却无疑是对的。
以上这些意见只适用于使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受出口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而不适用于出口商品数量的变化，一些国家在经济衰退时期也不减少其出口额，而是能卖到什么价钱就卖什么价钱，剩余存货都集聚到那些消费国家去了。在另一些国家，产量的下降仅仅是因为价格下跌，因此如果国内物价稳定，出口额在经济衰退时也可保持不下降，但是，并非所有国家的情况都是如此。在一些其他国家，只有政府保证买下可出口的商品并将其储存起来直到出口市场复苏时为止，才能在经济衰退时维持住这些出口货物的产量。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产量将减少；如果这种商品是通过雇佣劳动生产的，失业人数就会增加。一些欠发达国家的政府确实很大胆，在出口需求降低时储存这些商品。如果市场很快复苏，存货可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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