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与人口的增加则使需求增加，这两者使投资方面的失误得以纠正。如果人口不增长，失误只能靠资本的贬值和人均收入的增加来纠正，那么这将是个长期、痛苦的过程，因此，一切投资的风险也就更大。这把我们直接引到了第三个论点。如果不鼓励承担风险，那么经济就会变得不是那么具有竞争性。
企业家们会比在需求一直在迅速增加的经济中更急于就分享市场作出安排。承担风险的减少与垄断的扩大这两种因素都阻碍了投资，因此也促成了长期的停滞。然而人们也可轻而易举地反过来论证说，当市场不再扩大时，争夺市场的斗争将激化。依靠演绎出来的论点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而且也没有适当的论据可以做出明确的判断。
由于人口增长速度放慢减少了投资机会，因此预计投资也会下降。为了安置增加的人口需要部分投资：新的住房，新的农业区，新的道路，更多的交通设施，更多的工厂等等。因此，当人口增长率下降时，投资机会也相应减少。但是，关于人均收入增长率是否下降的问题切不可与保持充分就业的问题混为一谈。如果困难仅仅在于人们的储蓄超过了使人均资本保持不断增长所需要的水平，那么这个困难可通过增加消费，不鼓励储蓄等措施加以克服。政府可增加影响储蓄的税收种类，减少影响消费的税收种类，或者用剩余的储蓄扩大它自己在住房，道路，医疗设施等等方面的开支。只要措施得当，人们可以平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会使人均收入增长率提高，因为一些资本不再需要用来安置增加的人口，这些钱现在可用来增加人均资本。在另一方面，如果人均资本增加，资本的利润率将下降，除非有大量的革新涌现，而这可能影响人们投资的意愿（如果人们认为投资取决于高消费，而不是取决于高额利润，如果利润率的下降提高了与利润有关的其他收入，从而促进了消费的倾向，他们就会更愿意投资）。关于长期增长的大多数论点最终回到革新的源源涌现上来，回到是否有理由认为源源涌现的革新会枯竭。
因此，有关人口的论点是不能使人信服的，我们无法满怀信心地说，在发展的后期阶段人口的增长将超过资源的增长。恰恰相反，危险也许在于发展的后期阶段将导致人口数量稳定或下降。对于这种威胁一旦成为现实将会有多大的危险，我们同样不得而知。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希望人口增长率的不断下降可使人均资本增长得更快，但是我们不能全然无视使经济变得日益缺乏灵活性和垄断更加扩大的可能性。
最后让我们看看国际竞争。根据这种论点，“老牌”国家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必然会丧失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因此，或者由于利润下降，或者由于向新崛起的国家投资更有利可图，对老牌国家的投资率下降。“老牌”国家由于国际贸易格局的改变可能会丧失其地位。正像发现美洲那样，新的贸易路线会使这些国家丧失其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技术进步可能破坏对其矿物或其他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的需求，例如对智利硝酸盐的需求就发生过这种情况。除了世界贸易格局发生的这些变化之外，“老牌”国家在公认的贸易中的领导地位可能输给新崛起的对手，如果这种领导地位仅仅是建立在把革新置于优先地位这种基础之上的话。因为其他国家迟早会掌握这些新技术，而当它们一旦这样做了，“老牌”国家就会丧失其垄断地位、较高的生产率和超额盈余能力。因此，只有当一个国家在引进新思想方面仍然站在前列才能保住其以革新为基础的领导地位，但这种领导地位难以保持。考虑到与自然资源有关的需求的变化，以及几十年保持技术上的优势如何之难，因此没有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保持领导地位的时间超过几十年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从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例下降这个意义上说，失去领导地位不一定导致经济停滞，但是如果伴之以不利的贸易条件，或者导致投资被吸引到海外的新兴国家，那么将完全可能产生这种结果。英国的人均产量增长率自1870年以来似乎一直低于19世纪前75年的水平，一些人用上述原因解释这一现象。在第六章中我们将就国际竞争做进一步的论述。
因此，由于长期增长，一个国家可能会落入许多陷阱；它可能对物质的东西感到厌倦，它的企业家可能会表现得缺乏竞争性，它的公众可能会设置种种障碍阻止变革，收入的分配可能变得不利，它可能耗尽其自然资源，可能丧失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它或者会智穷才尽，再也拿不出什么革新成果来。除此之外，一个国家还可能遭受自然灾害，或毁于战争，内乱或治理不当，而所有这些因素没有一个是必然要发生的。另一方面，当一个国家有可能落入这样多的陷阱时，一些国家过去曾落入其中的一个或几个陷阱也就毫不奇怪了。谁也无法预见某一国的投资率何时开始下降，不论是几十年还是几个世纪之后。但是我们对过去4000年经济史的知之不多的一点知识似乎完全证实了这样的预测，即长时期的增长到适当时候将被增长缓慢、停滞、甚至下降所取代。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