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完全是两码事。如果存在着这种净亏现象,就无法承受同出口商平等值的进口商品。
认为先进的工业国因为国内需求量的净亏而不得不输出资本的论点,又使我们回到我们在第五章第三节(四)探讨过的长期性经济停滞的命题。如果储蓄额比消费增长得快,如果投资主要受消费的制约,国内可利用的投资机会可能不足以吸收一切可利用的储蓄,或者至少吸收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资本回收率的储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大部分经济学家期望到经济发展的“较后期”阶段,由于资本的积累资本的利润率会下降。我们还看到,如果新的发明以适当的速度源源不断地出现,在这一进程中没有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这将保持对资本的需求量。在经济发展方兴未艾的时候,投资率并非不可避免地要下降。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有许多理由说明有些外国投资可能证明是有利可图的(第五章第二节(三)),也有许多理由说明国际贸易方面的领先地位为什么从一国转到另一国(本章第二节(一))。因此,虽然比较发达的经济允现在欠发达国家进行一些投资并非一定有利可图,但是它们进行投资是并不奇怪的。
不能由此认为,因为一个国家想进行对外投资,它就必须实行帝国主义和发动战争。事实上,大部分对外投资并不是投在殖民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都是最大的借款国——在任何情况下,它们的政府都是独立自主的。外国投资不一定挑起战争,但是如果外国人希望在那里投资的国家不肯为此给予特许权,或在放款国之间有所歧视,或者试图拒绝履行义务,就可能挑起战争。任何这样的行动都可能导致一场“开明”战争,目的是维护门户开放、待遇均等和履行契约。欠发达国家十分容易发现自己卷入了这种战争,因为它们对外国人常有怀疑,或者不肯给予特许权,或者不严格履行它们的义务;埃及或许是个典型的例子。观点、文化和法律制度相类似的两个国家之间的放款不一定导致战争,而先进工业国的资本家们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对欠发达国家的关税和制度失去耐心,从而不在这种国家投资,要不就是想使它们受帝国的统治。同样可能发生“不开明”战争,在这种战争中,一国试图为本国的投资者取得特殊的有利条件,不是把其他外国人排除在外,就是牺牲当地人民的利益。帝国的有利条件之一就是能采取措施保证为矿山和种植园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保证在外国资本最需要公路和港口的地方修建公路和海港,等等。许多强国总是情不自禁地利用弱小国家的人民。
因此,出现帝国主义和爆发战争有许许多多经济上的理由,从“需要”——饥荒,需要土地、市场和初级产品——
到“贪婪”——妒忌,渴望剥削或寻求更加有利可图的出路。
那些认为经济原因是爆发战争的主要原因的人提出的解决办法同这些原因是一致的。因此,“开明的”看法认为,如果一切国家都采取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战争的危险就会消失;当然,这样一来,保持帝国也就不是那么有利可图了,因为这样一来,人们用不给其它外国人移民、进行贸易或投资机会的办法就不能得到好处,并且没有必要为了防止自己被别人排除在外,而去获得殖民地了;但是谁能肯定其他人都坚持门户开放呢?于是就有了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只要形形色色的剥削是可能的,有些国家就想要统治别的国家。所以有一派意见希望减少爆发战争的危险,办法是让一切帝国都受国际监督,甚至把一切殖民地都转为国际托管。又是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要求一切帝国花很多钱来开发它们的殖民地而无利可得,帝国主义就不会那么盛行了。所以有一派意见认为,消除战争的唯一途径是使欠发达国家迅速发展起来,这样它们就不再软弱可欺,不再受剥削。还有一点也是无可怀疑的,那就是如果弱国成了强国,强国就不会那么情不自禁地去进攻弱国了。于是就有了现在为列宁主义者所采纳的霍布森观点,认为战争起因于外国投资,外国投资起因于国内的利润率不断下降,而利润率下降又起因于消费不足。如果在资本主义范畴内,这可以用通过税收结构提高消费的办法,或者用增加政府开支的办法来解决;如果是在社会主义范畴内,既可以用同样的办法,也可以用使投资率同消费水平脱钩的办法来解决。社会主义对于防止战争既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也不是一个充足的条件。如果战争是由于人口过剩,由于需要粮食和原料,或者由于渴望剥削其他种族而爆发的,所有这些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地起作用;斯巴达就原来斯巴达人之间的关系来说曾是一个近似共产主义的社会。
毫无疑问,发生战争的有些原因是经济原因,针对这些原因而采取的行动会消弭战争。但是单用经济政策并不能消除战争,因为战争就其根源来说不完全是,甚至主要不是经济方面的。亚历山大并没有征服东方,凯撒也没有征服西方,因为这些先生们主要是从贸易、投资或土地方面来思考问题的。经济因素在发动战争方面起了什么作用是很难估计的。如果我们把历史上所有的战争列出单子,就会看到其中大多数战争同市场或者同人口的压力没有什么关系;这些战争就其根源来说主要是王朝战争、宗教战争或意识形态战争,要不就是由军事冒险或纯粹为了建立帝国的愿望而鼓动起来的。
即使这些战争也有经济因素,但是经济因素很少是占支配地位的因素。如果取得经济成就以后产生了建立伟大帝国的愿望,经济增长可能就起作用了。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上有所成就,比其他国家富有,它在经济上的优势可能使它产生成为政治大国的念头,这种念头会使它走上军事道路。但是这种情况并非总是这样。在历史上富国往往是和平的贸易国,比较贫穷但军国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的国家忌妒它们过奢侈生活,于是就向它们发动进攻。
是什么原因使一个国家以崇尚武力为荣,这是全人类没有解开的谜之一。阶级的结构稍稍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因为这种国家通常是受一个贵族军事特权阶级统治的,这个阶级使一切其他阶级——包括各商人阶级,这些阶级从整体来说惧怕战争并反对军国主义分子——处于相对的被统治地位。总有一些企业家赞成战争——军火或军队其他供应品的制造商以及其他希望在征服之后取得特许权或在战争中发财的人——但是这些人同其他企业家相比通常是少数,其他企业家懂得战争会增加税收,打断他们同国外商界朋友的关系,而且会给军事贵族以凌驾一切的权力,企业界整个来说并不信任军事贵族。由企业家统治的社会发动战争的愿望比由军事特权阶级统治的社会低得多。不过,驱使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并不总是军事特权阶级。偶尔也有对权力和荣誉以及帝国梦寐以求的大军事冒险家——诸如亚历山大王朝和苏莱曼王朝的王子们,或者墨索里尼和拿破仑等新贵。但是如果我们要深究为什么有些国家不沉迷于军事,而另一些国家却在军事特权阶级的统治下进行军事冒险,我们不得不承认,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找到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
如果在荣誉梦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人们发现那是在经济增长的“中期”阶段。最富的国家往往是爱好和平的,享受它们已有的一切,不妒忌任何国家;最穷的国家太死气沉沉,一盘散沙无法发动战争。正是那种胜于其邻国一筹的富于进取性的国家,才时常产生进行侵略性的愿望,希望为自己争得显要的地位。同比较老的和比较富有的国家进行争夺市场和原料的日益剧烈的竞争,可能把它们引向同一个方向。对世界和平具有危险性的国家经常是那些认为自己前途似锦的国家,而不是那些能以光辉历史为荣的国家。因此,世界上的军事领先地位也像国际贸易方面的领先地位一样,可能因为同样的理由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见本章第二节(一))。
分析所有的战争起因不属本书论述的范围。我们的目的是很有限的,只想说明经济增长和战争的联系。因为战争的根源不完全是,或者甚至主要不是经济的,从经济方面分析弄不大清楚引起战争的根本原因。对战争的解释是心理学、外交、法学、宗教和人类学学者们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学家的问题。
我们从帝国主义的起因经过谈谈它对经济的影响。帝国主义对于被统治人民的影响,按他们所受的待遇来说,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各有不同。一个极端是他们可能统统被消灭。另一个极端是他们可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取得比他们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为迅速的进步。甚至同一个帝国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的人民;英国人在中部非洲在就业方面实行严格的肤色障碍,而他们在西部非洲则奉行同非洲人几乎完全社会平等的政策。最好的帝国大大增进了人们的幸福;它们在广大地区建立了和平、修建了公路、改善了公共卫生、鼓励了发展贸易、带来了完善的法制、推广了新的技术知识,等等。而最坏的帝国却带来掠夺、屠杀和奴役。
对帝国的影响还取决于它如何作为。一切帝国都必须承担帝国的代价。有些帝国得大于失,但另一些帝国到一定时候被它们本身的帝国主义所毁掉。
帝国要付出许多代价。有它应付的发动战争的直接代价。
必须征召和供应军队,即使有大量征召的殖民地部队,战争对宗主国的资源仍是沉重的负担。和平时期也必需维持大量军队,守卫帝国,帝国越大,消耗于这方面的宗主国人力越多。帝国还必须得到治理,这可能要占用它一些最优秀的人才。总是不由自主地派出第二等人才去统治帝国,但是如果这样办了,这个帝国就可能垮下来。另一方面,如果派出最优秀的人才,宗主帝国的事务就可能因此遭受损失。一方面宗主国的第二等人才在帝国称王称霸,另一方面殖民地的头等人才在宗主国得以发迹,这种情况在一些帝国中并非不常见。帝国还有助于维护特权制度;士兵在一个帝国里十分重要,军事特权阶级享有一种威望,这种威望是为了履行其职责才保持的。那样多的最大的帝国(如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是在它们的士兵的摆布下灭亡的,这并非出于偶然。
经济的增长使得有可能进行比过去任何时候规模更大,代价更高的战争。在原始社会,单是为了提供粮食就需要70%或更多的人口从事农业,能够参加军队的人数很少。打仗局限于从收获到播种的时期。要不就是军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它在战役中能够掠夺的粮食。要是用20%的人口就能提供足够的粮食,那就不一样了;那时军队就能大量增加,能从国内的基地得到粮食供应。同时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制造武器,科学的发展使得这些武器越发令人恐惧。因此战争对原始国家人民的生活影响不大,而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战争可能消耗掉50%或更多的资源。
有时有人认为,战争刺激经济增长。在有限的限度上情况可能如此。战争可能产生某些有益的发明,但是根据内夫教授的研究,由于战争而产生的有益的发明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战争可能促进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取的——如举英国为例,在对拿破仑作战期间,促进了钢铁工业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促进了化学工业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促进了电子技术和喷气推进的发展;但是战争往往也同样造成专门供应战争的工业部门的过度发展和持续几年的失业。战争还使企业家能因通货膨胀而获得利润,其中有些用于固定资本形成,但是战争对资本形成的净影响通常是使资本形成在战争期间减少。还有对外投资和黄金的损失,不得不用它们从中立国购买供应品。财产遭到破坏并不总像可能预计的损失那样大;因为财产不管怎样总是要折旧的,或早或晚总得更新,所以主要的代价是那种加速折旧的财产。如果在战争期间能够利用闲散资源或在战后补偿折旧,战争的代价也不像想象的那样大。美国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历时10年的停滞局面,产出增加得那样快,以致能打这场战争而不降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即便不爆发战争,美国的经济大概迟早也会复苏,因为美国住房和其他资本的折旧或早或晚会引起新的投资景气。打一场战争可能是为了得到市场,但是,同样可能导致失去市场。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市场的主要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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