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土改，而不实行土改，农民就没有增产的积极性。另一些国家的政府眼睛只盯着用农民的部分盈余来为资本形成提供资金。如果一个政府得到资本家和农民两者的支持，它就很可能有所作为，但是在实行痛苦的措施时能保持政治信心的政府太少了，至少在民主世界是如此。
为了执行计划，可能需要进行非常密切的合作。政府希望企业家对某些方面投资，企业家肯定是不愿意的。它的机构必须进行研究，提供信息，它还可能必须提供一些资本和对市场或红利作出担保。在政府试图鼓舞、指导和刺激私人企业家的经济中，企业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彼此混杂的，日本的情况就是这样。同农民也需要进行同样密切的合作。政府机构进行研究，试图说服农民改变方法，向他们提供贷款，帮助销售，增加对村庄的供水等等。除非得到农民的信任，否则许多工作会一事无成。
由于难以从个人那里得到所需要的反应，无论如何，难以得到符合政府要求的反应，有些政府就想不要私人生产者的合作而进行发展。如果农民行动迟缓、持怀疑态度或坚持高粮价，这些政府就建立国营农场，集中力量增加在其控制范围内的产出。这就是苏联在19世纪20年代（集体化以前）实行的政策，这种态度也导致英国政府在非洲实施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计划，而不是把钱花在刺激非洲农民的生产上。当苏联的这一政策失败时，政府就迫使农民组织集体农庄，农民必须叫怎么干就怎么干，而不是放宽它的高税收和低价格的政策。对工业家也可能采取差不多的态度。有些国家的政府认为，私人企业作为刺激和作为进一步发展的资金来源所需要的利润太高了，为繁荣付不起这笔代价。它们规定低价格，低利润。当这种做法影响投资时，它们就采取公共行动来做这件事情。这就把寻找资本、技术知识、管理技巧和为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进取精神的过重的担子揽到了自己的身上。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缺少的。经济发展是如此困难，以致人们认为，调动现有的一切知识和积极性是可取的，至少在起步阶段是如此，但是，显然，并不是所有人均产量很低的国家的所有政府都同意这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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