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只是下层集团中最优秀人才的流动。但是，为了繁荣，需要更为广泛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因为最好是人人都积极地充分利用自己面前出现的机会。
对于从前的农奴、奴隶、农民及大多数其他下层阶级的人缺乏积极性带来的影响，现在已经普遍取得一致的看法。对积极性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目前时髦的阶级战争，即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战争上。目前，所有资本主义政府都在朝着对资本家课以重税，利用这种收入来向雇员提供广泛的社会服务这个方向前进。这种政策的两个部分都受到了攻击；攻击对资本家征税的理由是这样做不利于投资，攻击提供社会服务的理由是这样做使工人失去了劳动的积极性以及直接为工人的孩子的教育或者为防止失业、疾病等保险提供经费。从理论上说，由穷人掠夺富人可能会葬送繁荣，这是毫无疑问的；实际问题只是在什么限度内这样做才是安全的。（历史上的事例有：对公元前2500—2000年期间埃及繁杂的衰落的原因所进行的一些非常可疑的猜测，对公元3世纪任意征税在破坏罗马帝国的繁荣方面所起的作用所进行的同样可疑的猜测，海地革命的后果的有关例子也是可疑的。如果罗马帝国的例子能够成立，从中得出的结论大概是起破坏作用的是任意征税而不是高额征税。企业界大概能够使自己适应几乎是任何水平的征税，如果它知道该期望什么的话。至于腐败，具有破坏性的可能是无法预料的东西：就像罗马人受到的突然征税一样。）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看法，即停滞既可能是掠夺富有创业精神的少数人造成的，也可能是剥削多数人造成的，至于哪种情况适合于这些类别则仍然是不可知的。
第四，政府由于对同外国人交往设置障碍可能妨碍经济增长。我们已经看到了为什么外贸常常是经济加速发展的起点的原因（第五章第三节（二））。外国人带来了新技术、新趣味、资本和不断扩大的市场。他们也可能带来剥削。但是如果为了防止剥削而把他们完全关在门外，国家也同样失去了他们带来的刺激。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会情不自禁地阻碍同外国人的交往，因此排外是笼络人心的最可靠的途径之一。另一方面，同样有一些软弱的政府，它们签订协定，为了一点小利而向外国人出让有价值的东西，或者任由外国【經敟書厙】金融家摆布而失去主权（第五章第二节（三）和第六章第二节（三））。
只有最好的政府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目前，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都处在对19世纪的帝国主义作出反应的状态之中。它们讨厌外国资本和外国管理，它们急于做的是保护自己不受进一步的剥削，而不是利用目前的机会。
第五，政府由于在公共服务方面花钱不够而阻碍经济的增长。发展需要公路、供水、教育、公共卫生等等。如果有足够的机会让私人企业来弥补这种不足，这一缺点并不严重。
政府做的一切事情，私人公司在某个时候也都几乎做了，其中包括修筑公路、提供警察、消防和仲裁。实际上，在公共服务的大多数领域，私人企业是开路先锋，政府只是后来才介入的。但是，它们在各地介入以后，都把这些服务从私人企业家那里接管过去了，因为各地似乎都认为，“公共”服务还是由“公共”当局操办好。无论如何，不管是否需要由政府来操办这些服务，它们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法之一是发展足够的公共服务，因为这些服务是其他事业发展的必要基础。
政府也有重要的开拓工作要做，而许多政府却没有这样做。它们需要做多少事情取决于它们的私人企业家的人数、质量和冒险精神。国家越落后，政府开拓的余地越大。（非常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伯利的经济活动及日本政府19世纪末期的经济活动。）需要由政府来支持研究、请移民来建立新工业、保护新兴工业、支持外贸工作、建立农业推广服务、低息提供信贷等等。因此，如果一个落后国家的政府不管是由于懒惰还是由于哲学信念，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那是不幸的。这正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英殖民帝国的不幸。对大英殖民帝国的剥削比对历史上其他任何帝国的剥削都少。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对贸易特惠没有加以限制，没有征收贡赋，在经济生活中没有什么等级制度。和平建立了，腐败现象减少了，司法公平地实施了，外贸前进了，公共服务建立和扩大了。但是，这个帝国在经济上失败了，原因正是它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在农业方面，没有教农民学会新方法，也没有向他们提供新的种子或肥料；在工业方面，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扶植新的制造业，没有帮助它们度过发展中的困难阶段。因此，总产出的增长速度始终是缓慢的，与受到其他福利措施鼓励的人口增长速度差不多。并不是所有现代帝国都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20世纪30年代，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放弃了自由放任的政策，实行一系列非常有趣的措施，可惜为时已晚，无法赢得臣民的忠诚。比利时人在刚果实行强有力的经济政策，看看它的结果是很有意思的。
与自由放任相反的是，政府对管理经济过分热情也可能会阻碍它的增长。科尔伯特认为有必要规定布的宽度，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压制私人零售业。因为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取代人民的积极性和常识，所以一个不许人民发挥积极性和运用常识的政府必然会限制经济的增长。例如，苏联把经济成就归功于中央计划，但这是错误的。它的成功是由于高度的资本形成，就像日本取得的成就一样，而日本并没有采用俄国的计划方式，而且通货膨胀率也没有俄国那么高。如果苏联允许人民发挥更大的积极性，消费者用同样的钱得到的服务的质量就会好得多，农业的产量就会高得多。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问题是在计划过多和过少之间以及在国有化过多和过少之间寻找一条正确的道路。这里不宜对这个问题扯得过多，因为本作者在以前的一本书中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
其次，政府如果把过多的社会资源用于做自己的事情——修建纪念碑、市政厅、金字塔、公园、公路、学校或其他公共服务——也可能阻碍经济增长。政府所有的活动几乎都间接有助于增加其他产出，但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有些活动产出多些，有些则少些。如果政府把大量的钱用在自己的服务上，就可能把本可以投资在私人部门并产生更大效益的钱用光。在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里，有时有人为这种大手大脚的花钱辩护，理由是，如果不把劳动力用于这些方面，他们也是失业的。诚然，如果在使用剩余劳动力时不同时使用其他稀少的资源——物资、机平等，那费用是微不足道的，但并不总是能做到这一点。此外，即使浪费地使用剩余劳动力不减少其他产出，有成果地使用这种劳动力则会增加产出。如果有剩余劳动力，用它来扩大灌溉系统比用它来造金字塔好。
如果作为政府经费的税收是用挫伤积极性的办法征来的，那么政府大量用钱除了实际浪费资源外，还可能阻碍经济增长。这基本上是一个方法问题。如果人们知道，他们得把很大一部分收入交给别人，他们可能不愿意作出额外的努力；这一点还不能绝对肯定，因为作用可能是一样的，即为了达到想往的生活水平，有必要更加努力地工作，但是这可能是一种反作用。如果人们作出这样的反应，按产出比例征收所得税和土地税就会妨碍积极性，如果这些税收比方说高于三分之一，情况也许会更譬如此。但是，如果征收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这种影响基本上可以避免。纳税者通常不知道他购买的物品的价格中含有多少税收，所以只要税收的消极影响是心理上的，采用间接税而不用直接税的办法就可以避免。（我们在前面的第二节（二）中已经看到，间接税可以同直接税一样进步。）
此外，税收的变化可能比税收的绝对水平更为重要。人们讨厌增加税收，对任何增税可能都是反对的，直至在他们头脑中的印象消失为止。如果增加的是间接税，效果则可能是使人们增加努力，而不是减少努力。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第二节（一）中所看到的，随着人们作出努力的报酬的增加，他们工作的时间减少了，因为他们用不断增加的收入买来了更多的空闲时间。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提高税率的效果必然是增加努力，如果所征的税是间接税的话。人们还特别讨厌税务机关可以随意变化的反复无常的税收。如果不是根据收入而是根据商品征收的税收稳定，人们就会使自己适应任何水平的税收，使自己保持“合理的”生活水平。因此，高税率对人们的努力的影响同贫瘠土壤或其他贫乏的自然资源对人们的努力的影响是一样的；生产率低可能激励人们作出努力，也可能使人们泄气，或者与人们的努力毫不相干；对此我们也说不准（见第二章第三节）。（对提高税率的影响感到有把握是可能的，但是对实行高税率的影响则仍然不得而知。因为对一种税的眼前的反应和最后的反应并不一定是一样的。）
因此，如果征收的是间接税，如果避免变化，那么在长期内税收可达到的比例并没有简单的限度，比如25％或50％。所以，如果人均实际收入增加，边际间接税增加的幅度大于平均间接税，那么政府的份额将一直增加，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将提高，而且由于税收未变，大多数人对此将漠不关心。因此，高税率如处理不当可能会挫伤积极性，但如使用适当的方法，可能不会影响积极性。高税率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实际负担是，它可能把本来可以作为效益更高的投资的资源用光。
浪费资源的极端的例子是把资源用于不成功的侵略战争，或用于虽取得成功但得不偿失的战争。战争降低了资本形成的速度，使许多有才华和有进取心的年轻人丧生，加强具有军事头脑的人对具有经济头脑的人的力量，而且与群众的看法相反，对刺激有用的发明毫无作用（见第六章第三节（三））。为战争付出代价的最近的例子是德国；谁能怀疑如果德国人能避免1914年和1939年的战争，他们现在还会繁荣得多？
政府可能阻碍经济增长的方面就是这些。显然，施政得当是很困难的，所以丝毫也不奇怪，大多数国家在大部分历史上经济都未取得增长，而一些最繁荣的国家由于官场腐败而走向衰落。政府花钱既不可太多，也不可太少，控制既不可太严，也不可太松；主动性既不可太多，也不可太少；对外国人既要予以鼓励，又不可受其摆布；既不允许阶级剥削，也不助长阶级战争，等等。看来有些国家在度过这些对立的危险方面比另一些国能干得多。其原因何在呢？
（二）治国才能的背景
需要研究的不是持续一二十年的治国好坏的偶然时期，而是持续一两个世纪以上的长期特征。所有国家在不同时期都会有或好或坏的政府，不管总的施政情况是好、是坏还是不好不坏。延续一个世纪以上的好政府往往会自行长期延续下去，因为它为官员们确立了很高的行为标准，这会成为国家的传统，影响后代的行为。同样，不好的政府长期执政会减少建立好政府的可能性，因为新的一代人生下来看到的就是低标准，无优良传统可循。因此，在一个国家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人们基本上可以根据它以前的历史以及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来解释官场的品德。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个国家有比较好的政府或比较糟的政府的历史。
我们得再次研究一下自然资源及其与人的气质可能的联系。有些人认为，有些种族的治理能力比另一些种族强。如果从文化意义上使用“种族”一词，这不过是重述了我们正谋求解决的问题；如果从生物学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这种假说在我们对不同民族的遗传因素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前，不可能再前进一步了。迄今我们所知道的一点情况否定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有利于建立好政府的基因有特殊的地理分布。关于气候的假说也无济于事。看来，在世界各种气候中，在各个种族中，在自然资源贫乏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各种条件下，都有好政府和坏政府。人类对资源的反应不能用资源本身来解释。
自从柏拉图以来，政治哲学家们一直试图从体制形式的角度来解释出现好政府的原因，他们说，在民主制、专制制、仁慈的独裁制、君主制成某个哲学家或当时的风尚所支持的任何体制的条件下，好政府存在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果对历史很熟悉的话，就知道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例如，意大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2500年以前，其间经历过每一种体制。要排出任何一种体制——比如说民主制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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