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或改革的宗教或新的道德准则来认可新的格局。在西欧这个过程经过一段漫长时间才较好地得以解决；
需要一段时间形成一种基于社会契约观念的、新的政治哲学，然后又需要时间来使这种契约观与一个基于启示和权威的宗教进行和解。这个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实际上，20世纪出现了某些从契约观回复到地位观的倾向：比如说通过立法规定各个阶级的权利和义务，以及除了法律所规定的条例之外，否认签订雇用、租地、或分歧付款购买和出售等合同的自由。发展中国家刚刚才进入这个周期。有的非洲社会已经建立了基于契约观的政治和婚姻制度。但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多数社会里，要适应非人格化的经济关系就必然受到那些地位遭受挑战的人的抵抗，或者不得不来一次总的思想剧变。
冒险精神造成某些人悲哀的另一个方面是经济生活中的竞争性的影响。竞争精神贯串在人类的全部活动中；人们喜欢表现自己的力量，无论在游戏、狩猎、吸引异性、唱歌等方面都是如此；在某些领域，比如在争夺政治权力、夺取宗教和社会地位的领导权方面，这类斗争可能颇为激烈、冷酷无情和无休无止。不过，好在总有某种限定如何进行竞争的准则，比如说控制政治权力斗争的准则；还总有些人认为竞争的天性对心灵有危害，并且焦急地尽一切可能来约束它。这些思想情绪既适用于经济生活中的竞争，也适用于任何其他领域的竞争。
在仅能维持生计的经济中很少存在专业化和贸易，因而没有多少余地可以进行经济竞争。但是在市场经济中，不论垄断者如何想方设法力图消除竞争，竞争还是见之于各个领域，因为买主总有某种自主权来决定花钱的不同途径。虽则卖主们不要竞争，但竞争依然存在，只要买主有选择卖主的自由。倘若同一产业的全部卖主勾结在一起，这种选择就会受到限制，但是不会消失，因为不同产业（如电视与电影）之间的竞争也许同样是重要的。倘若有些卖主急于想取得更大的市场，无论是提供较优的质量或是较低的价格、或是通过广告甚至采取欺骗的手段，那时竞争就将会更为尖锐。
竞争几乎肯定会损害某些人。工厂工人在生产中超越了定额就可能损害别人，因为他表明了别人的松散，或者雇主因而被鼓励去提高定额，或者因为这个工人留下较少的工作给别人去干；所有这些后果并非不可避免的，但在某些场合下是可能发生的。同样，在工业中由于某个企业谋求夺取更大的市场就会给其他所有企业增加压力，并可能促使某些企业破产。不打破雞蛋就不可能炒雞蛋。
在有的社会中，弱者遭受破产，但无人为他洒同情之泪。
在美国、苏联和日本等国家里，对待公认的期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残酷无情的（虽则在其他方面，三个国家的差别是很大的），这与三国在近几十年来所取得的相对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很难完全割断关系。在其他一些国家，存在着强烈的愿望以保证所期望的事物不致于受到粗暴的挫折；过于侵犯他人、或工作勤奋过度、或者在其他方面使一个竞争对手受到严重损害等都是“不可取的方式”。我们将在下一章谈到制度对努力约束时更为详尽地对此主题加以探讨；这里只是提请注意对待竞争的态度存在何等巨大的差异。
冒险精神的另一个方面是对待风险的态度。愿意承担风险的问题部分涉及气质、部分涉及一个人承担风险的能力、以及部分涉及一个人成长环境的传统。若是对不同集团的态度进行比较，我们必须撇开气质问题。不同集团的人有可能继承了一种生理上遗传下来的品性，他们对冒风险的态度有大有小，可是我们仅仅知道不同集团在生理遗传方面的勤奋习性有所差异而已。
个人的经济基础越牢靠，他能承担的风险也越大。因此一个富裕的农民能大量试用新种籽，而且并不熟知这些新种籽能否很好地抵挡得住干旱、洪水的灾害以及其他农业风险。
但是生活在仅足以糊口水平的农民就极不愿意舍弃他们知道的那些在变化多端情况下都将有收成的种籽，尽管这些收成平均说来可能是低产的，因为他们简直不敢冒风险去应用新种籽，不论能平均带来多好的收成，因为若是有一年失败了，那么他们就得饿肚子。另一方面，一无所有赤贫的人倒是会比尚过得去的农民更愿意去试试运气，因为如果机会失败了，后者就会有所失。所以，若是有传闻说一百英里以外发现了金矿，那么失业的人比那些已经有中等收入来源的人也许更愿意去，因为后者倘若找不到金子，他们就无法恢复原来的生活水平了。所以，比较富裕或极不安定的人要比那些有中等资产的人更敢于冒风险。
传统的各异或许更为重要。在20世纪的英国学校的毕业授奖典礼上，许多讲演人竭力劝告毕业生不要去找安稳的职业，而要培植一种冒险的精神；讲演也许还谈及德雷克和伊丽莎白女皇时代的人以及英国冒险事业的辉煌业迹。类似的讲演在中世纪的英国与当代的摩洛哥和泰国是不会有人去做的。像看待工作一样，有的国家教导青年说冒险是一种美德，而有的国家则不如此教导青年。要说明传统的差异的原因同样困难。那些依靠危险职业为生的国家可能比别的国家更不怕风险。但是一切职业都是危险的：变幻莫测的雨量使印度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