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把这点东西永远放在嘴边上，有的人把它永远埋在心里头。办法不同，立意是一个样的。毛博士想把自己拴在自己的心上。他的美国精神与理想的小家庭是挂在嘴边的，可是在这后面，必是在这“后面”，才是真的他。
他的脸，在我试问他的时候，好像特别的洼了。从那最洼的地方发出一点黑晦，慢慢的布满了全脸，像片雾影。他的眼，本来就低深不易看到，此时便更往深处去了，仿佛要完全藏起去。他那些彼此永远挤着的牙轻轻咬那么几下，耳根有点动，似乎是把心中的事严严的关住，唯恐走了一点风。然后，他的眼忽然的发出些光，脸上那层黑影渐渐的卷起，都卷入头发里去。“真哪”！他不定说什么呢，与我所问的没有万分之一的关系。他胜利了，过了半天还用眼角撩我几下。
只设想他一生下来便是美国博士，虽然是简截的办法，但是太不成话。问是问不出来，只好等着吧。反正他不能老在那张椅上摇着玩，而一点别的不干。
光阴会把人事筛出来。果然，我等到一件事。
快到暑假了，我找老梅去。见着老梅，我当然希望也见到那位苦闷的象征。可是博士并没露面。
我向外边一歪头，“那位呢”？
“一个多星期没露面了，”老梅说。
“怎么了？”
“据别人说，他要辞职，我也知道的不多，”老梅笑了笑，“你晓得，他不和别人谈私事。”
“别人都怎说来？”我确是很热心的打听。
“他们说，他和学校订了三年的合同。”
“你是几年？”
“我们都没合同，学校只给我们一年的聘书。”
“怎么单单他有呢？”
“美国精神，不订合同他不干。”
整像毛博士！
老梅接着说：“他们说，他的合同是中英文各一份，虽然学校是中国人办的。博士大概对中国文字不十分信任。他们说，合同订得是三年之内两方面谁也不能辞谁，不得要求加薪，也不准减薪。双方签字，美国精神。可是，干了一年——这不是快到暑假了吗——他要求加薪，不然，他暑后就不来了。”
“呕，”我的脑子转了个圈。“合同呢？”
“立合同的时候是美国精神，不守合同的时候便是中国精神了。”老梅的嘴往往失于刻薄。
可是他这句话暗示出不少有意思的意思来。老梅也许是顺口的这么一说，可是正说到我的心坎上。“学校呢？”我问。
“据他们说，学校拒绝了他的请求；当然的，有合同吗。”
“他呢？”
“谁知道！他自己的事不对别人讲。就是跟学校有什么交涉，他也永远是写信，他有打字机。”
“学校不给他增薪，他能不干了吗？”
“没告诉你吗，没人知道？”老梅似乎有点看不起我。“他不干，是他自己失了信用；可是我准知道，学校也不会拿着合同跟他打官司，谁有工夫闹闲气。”
“你也不知道他要求增薪的理由？我是胡涂虫！”我自动的撤销这一句，可是又从另一方面提出一句来：“似乎应当有人去劝劝他！”
“你去吧；没我！”老梅又笑了。“请他吃饭，不吃；喝酒，不喝；问他什么，不说；他要说的，别人听着没味儿；这么个人，谁有法儿像个朋友似的去劝告呢？”
“你可也不能说，这位先生不是很有趣的？”
“那要凭怎么看了。病理学家看疯人都很有趣。”
老梅的语气不对，我听着。想了想，我问他：“老梅，博士得罪了你吧？我知道你一向对他不敬，可是——”
他笑了。“耳朵还不离，有你的！近来真有点讨厌他了。一天到晚，女人女人女人，谁那么爱听！”
“这还不是真正的原因，”我又给了他一句。我深知道老梅的为人：他不轻易佩服谁；可是谁要是真得罪了他，他也不轻易的对别人讲论。原先他对博士不敬，并无多少含意，所以倒肯随便的谈论；此刻，博士必是真得罪了他，他所以不愿说了，不过，经我这么一问，他也没了办法。
“告诉你吧，”他很勉强的一笑：“有一天，博士问我，梅先生，你也是教授？我就说了，学校这么请的我，我也没法。可是，他说，你并不是美国的博士？我说，我不是；美国博士值几个子儿一枚？我问他。他没说什么，可是脸完全绿了。这还不要紧，从那天起，他好像记死了我。他甚至写信质问校长：梅先生没有博士学位，怎么和有博士学位的——而且是美国的——挣一样多的薪水呢？我不晓得他从哪里探问出我的薪金数目。”
“校长也不好，不应当让你看那封信。”
“校长才不那么胡涂；博士把那封信也给了我一封，没签名。他大概是不屑与我为伍。”老梅笑得更不自然了。青年都是自傲的。
“哼，这还许就是他要求加薪的理由呢！”我这么猜。
“不知道。咱们说点别的？”
辞别了老梅，我打算在暑假放学之前至少见博士一面，也许能打听得出点什么来。凑巧，我在街上遇见了他。他走得很急。眉毛拧着，脸洼得像个羹匙。不像是走道呢，他似乎是想把一肚子怨气赶出去。
“哪儿去，博士？”我叫住了他。
“上邮局去，”他说，掏出手绢——不是胸袋掖着的那块——擦了擦汗。
“快暑假了，到哪里去休息？”
“真哪！听说青岛很好玩，像外国。也许去玩玩。不过——”
我准知道他要说什么，所以没等“不过”的下回分解说出来，便又问：“暑后还回来吗？”
“不一定。”或者因为我问得太急，所以他稍微说走了嘴：不一定自然含有不回来的意思。他马上觉到这个，改了口：“不一定到青岛去。”假装没听见我所问的。“一定到上海去的。痛快的看几次电影；在北方作事，牺牲太大了，没好电影看！上学校来玩啊，省得寂寞！”话还没说利飕，他走开了，一迈步就露出要跑的趋势。
我不晓得他那个“省得寂寞”是指着谁说的。至于他的去留，只好等暑假后再看吧。
刚一考完，博士就走了，可是没把东西都带去。据老梅的猜测：博士必是到别处去谋事，成功呢便用中国精神硬不回来，不管合同上定的是几年。找不到事呢就回来，表现他的美国精神。事实似乎与这个猜测应合：博士支走了三个月的薪水。我们虽不愿往坏处揣度人，可是他的举动确是令人不能必定往好处想。薪水拿到手里究竟是牢靠些，他只信任他自己，因为他常使别人不信任他。
过了暑假，我又去给老梅代课。这回请假的原因，大概连老梅自己也不准知道，他并没告诉我吗。好在他准有我这么个替工，有原因没有的也没多大关系了。
毛博士回来了。
谁都觉得这么回来是怪不得劲的，除了博士自己。他很高兴。设若他的苦闷使人不表同情，他的笑脸看着有点多余。他是打算用笑表示心中的快活，可是那张脸不给他作劲。他一张嘴便像要打哈欠，直到我看清他的眼中没有泪，才醒悟过来；他原来是笑呢。这样的笑，笑不笑没多大关系。他紧自这么笑，闹得我有点发毛咕。
“上青岛去了吗？”我招呼他。他正在门口立着。
“没有。青岛没有生命，真哪！”他笑了。
“啊？”
“进来，给你件宝贝看！”
我，傻子似的，跟他进去。
屋里和从前一样，就是床上多了一个蚊帐。他一伸手从蚊帐里拿出个东西，遮在身后：“猜！”
我没这个兴趣。
“你说，是南方女人，还是北方女人好？”他的手还在背后。
我永远不回答这样的问题。
他看我没意思回答，把手拿到前面来，递给我一张像片。而后肩并肩的挤着我，脸上的笑纹好像真要在我脸上走似的；没说什么；他的嘴，也不知是怎么弄的，直唧唧的响。
女人的像片。拿像片断定人的美丑是最容易上当的，我不愿说这个女人长得怎么样。就它能给我看到的，不过是年纪不大，头发烫得很复杂而曲折，小脸，圆下颏，大眼睛。不难看，总而言之。
“定了婚，博士？”我笑着问。
博士笑得眉眼都没了准地方，可是没出声。
我又看了看像片，心中不由得怪难过的。自然，我不能代她断定什么；不过，我倘若是个女子……
“牺牲太大了！”博士好容易才说出话来：“可是值得的，真哪！现在的女人多么精，才廿一岁，什么都懂，仿佛在美国留过学！头一次我们看完电影，她无论怎说也得回家，精呀！第二次看电影，还不许我拉她的手，多么精！电影票都是我打的！最后的一次看电影才准我吻了她一下，真哪！花多少钱也值得，没空花了；我临来，她送我到车站，给我买来的水果！花点钱，值得，她永远是我的；打野鸡不行呀，花多少钱也不行，而且有危险的！从今天起，我要省钱了。”
我插进去一句：“你花钱还费吗？”
“哎哟！”元宝底上的眼睛居然弩出来了。“怎么不费钱？！一个人，吃饭，洗衣服。哪样不花钱！两个人也不过花这多，饭自己作，衣服自己洗。夫妇必定要互助呀。”
“那么，何必格外省钱呢？”
“钢丝床要的吧？澡盆要的吧？沙发要的吧？钢琴要的吧？结婚要花钱的吧？蜜月要花钱的吧？家庭是家庭哟！”他想了想：“结婚请牧师也得送钱的！”
“干吗请牧师？”
“郑重；美国的体面人都请牧师祝婚，真哪！”他又想了想：“路费！她是上海的；两个人从上海到这里，二等车！中国是要不得的，三等车没法坐的！你算算一共要几多钱？你算算看！”他的嘴咕弄着，手指也轻轻的掐，显然是算这笔账呢。大概是一时算不清，他皱了皱眉。紧跟着又笑了：“多少钱也得花的！假如你买个五千元的钻石，不是为戴上给人看么？一个南方美人，来到北方，我的，能不光荣些么？真哪，她是上海最美的女子了；这还不值得牺牲么？一个人总得牺牲的！”
我始终还是不明白什么是牺牲。
替老梅代了一个多月的课，我的耳朵里整天嗡嗡着上海，结婚，牺牲，光荣，钢丝床……有时候我编讲义都把这些编进去，而得从新改过；他已把我弄胡涂了。我真盼老梅早些回来，让我去清静两天吧。观察人性是有意思的事，不过人要像年糕那样粘，把我的心都粘住，我也有受不了的时候。
老梅还有五六天就回来了。正在这个时候，博士又出了新花样。他好像一篇富于技巧的文章，正在使人要生厌的时候，来几句漂亮的。
他的喜劲过去了。除了上课以外，他总在屋里拍拉拍拉的打字。拍拉过一阵，门开了，溜着墙根，像条小鱼似的，他下楼去送信。照直去，照直回来；在屋里咚咚的走。走着走着，叹一口气，声音很大，仿佛要把楼叹倒了，以便同归于尽似的。叹过气以后，他找我来了，脸上带着点顶惨淡的笑。“噗”！他一进门先吹口气，好像屋中净是尘土。然后，“你们真美呀，没有伤心的事！”
他的话老有这么种别致的风格，使人没法答碴儿。好在他会自动的给解释：“没法子活下去，真哪！哭也没用，光阴是不着急的！恨不能飞到上海去！”
“一天写几封信？”我问了句。
“一百封也是没用的！我已经告诉她，我要自杀了！这样不是生活，不是！”博士连连的摇头。
“好在到年假才还不到三个月。”我安慰着他，“不是年假里结婚吗？”
他没有回答，在屋里走着。待了半天：“就是明天结婚，今天也是难过的！”
我正在找些话说，他忽然像忘了些什么重要的事，一闪似的便跑出去。刚进到他的屋中，拍拉，拍拉，拍，打字机又响起来。
老梅回来了。我在年假前始终没找他去。在新年后，他给我转来一张喜帖，用英文印的。我很替毛博士高兴，目的达到了，以后总该在生命的别方面努力了。
年假后两三个星期了，我去找老梅。谈了几句便又谈到毛博士。
“博士怎样？”我问，“看见博士太太没有？”
“谁也没看见她；他是除了上课不出来，连开教务会议也不到。”
“咱俩看看去？”
老梅摇了头：“人家不见，同事中有碰过钉子的了。”
这个，引动了我的好奇心。没告诉老梅，我自己要去探险。
毛博士住着五间小平房，院墙是三面矮矮的密松。远远的，我看见院中立着个女的，细条身框，穿着件黑袍，脸朝着阳光。她一动也不动，手直垂着，连蓬松的头发好像都镶在晴冷的空中。我慢慢的走，她始终不动。院门是两株较高的松树，夹着一个绿短棚子。我走到这个小门前了，与她对了脸。她像吓了一跳，看了我一眼，急忙转身进去了。在这极短的时间内，我得了个极清楚的印象：她的脸色青白，两个大眼睛像迷失了的羊那样悲郁，头发很多很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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