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的浪涛有节奏地冲刷着满是沙滩的海滨浴场，微风勉强地吹鼓了白色游艇和渔船的帆。头顶上，在蔚蓝色的高空的深处，一架灰色的水上飞机在做从尼兹到曼顿纳的短程娱乐航行，发着柔和的呜呜声。
一个穿着白网球衫的青年，坐在藤圈椅里看报。椅子旁边放着两只套着套子的网球拍和几本最近出版的英文科学杂志。
在他旁边，他的朋友，艺术家阿尔曼·拉列在一顶巨大的白色遮阳伞下，在画架前忙着画画。
阿尔杜尔·陶威尔，已故的陶威尔教授的儿子，跟阿尔曼·拉列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这种友谊最有说服力地证明了“两个极端可以相逢”那句谚语的正确性。
阿尔杜尔·陶威尔不大爱说话，生性冷静。他爱好秩序，能够用功地、有计划地学习。还有一年他就要从研究院毕业了，学院已经给他留下了一个生物系教授的职位。
拉列，像一个真正的法国南方人那样，生性多情，毫无原则，反复无常。他可以把画笔和颜色整整丢开一星期，然后又奋发地画起来，那时，多大的力量也不能把他从画架前拉开。
这两个朋友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两人都是有天才的，对于一经立下的目标，两人都能达到，虽然走向目标的方法不同：一个是跑跑停停，一步一步跳着走；一个却是稳步前进。
阿尔杜尔·陶威尔的生物学研究工作已经引起了最著名的专家的注意，人们预料，他的科学事业的前程是无量的。拉列的画在画展上也得到过不少好评，有几张画已经被某几个国家的最有名的陈列馆买去。
阿尔杜尔·陶威尔把报掷在沙滩上，把头靠在椅背上，合上眼睛说道：
“安琪丽克·加苡的身体到底没有找到。”
拉列无限悲哀地摇了摇头，沉痛地叹了一口气。
“到如今你还忘不了她？”陶威尔问道。
拉列猛地转过身来，阿尔杜尔忍不住笑了笑。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不再是那个热情的画家，这是一个武装着盾牌（画板），一手握着矛枪（左手的比例尺），一手拿着宝剑（右手的画笔）的骑士，一个准备消灭那个侮辱了他的人的受辱的骑士。
“忘记安琪丽克！……”拉列挥了挥他的武器大声叫道，“忘记这个……”
一阵骤然袭来的浪头呼呼地响着，几乎涌到了他的膝盖，他忧郁地结束他的话：
“难道能忘记安琪丽克？自从她的歌声沉寂了之后，这个世界都变得寂寞了……”
拉列最初得到安琪丽克·加苡的死耗，正确一点说是得到她的失踪的消息的时候，是在伦敦，他是到那儿去作一张名为《伦敦雾的交响乐》的写生画的。拉列不仅是那个天才的歌垦的崇拜者，还是她的朋友，她的骑士，他不失为一个生在法国南方省份、生在那个中世纪城堡的废墟堆里的人。
得悉加苡所遭遇到的不幸，他是那么激动，以至有生以来头一次在创作的gāocháo中中断了他的“写生慾”。
从剑桥来到了伦敦的阿尔杜尔，为了要让自己的朋友散散心，想出了这个地中海海岸的旅行。
然而就在这里，拉列也仍是坐立不安的。从海滨浴场回到旅馆里，他换好衣服，坐上火车，到市区最热闹的地方——蒙特·卡罗赌场去，他要去忘记忧愁。
时间虽然还相当早，然而在这低矮的建筑物附近已聚集了一堆人，拉列走进了第一间大厅，这里人不多。
“玩一回吧。”赌台上的庄家，手里拿着一只扒钱用的小扒子，邀请他说。
拉列没有停下来，径直走进第二间大厅。大厅墙壁上画着一些半躶体的女人，有打猎的，有骑马的，有舞剑的——总之，她们所做的全是令人兴奋的运动。画使人感到热烈斗争的、狂热的、贪婪的紧张心情，然而这些感情的更深刻、更激烈的表现却清清楚楚地呈现在围在赌台周围的那些活人的脸上。
瞧这个胖胖的、面孔刷白的商人，用臃肿的、长满雀斑和红色汗毛的、颤抖着的手押上了赌注。他像害气喘病的人那样吃力地喘着。他的眼睛紧张地盯着那个旋转着的小球。拉列正确地断定这个胖子已经输得很多，现在是把最后的一笔钱押上了，希望能借此捞回本钱。假若捞不回——那么这个没有意志的人，多半会走上自杀之路，在那儿和生活算清最后一笔账……
在这个胖子背后站着一个衣衫破旧、胡子刮得光光的老头儿，他长了一头蓬松的灰头发，有一对狂躁的眼睛，他手里拿着一本笔记本和一支铅笔。他把打中了的钱数和开出来的号数记下来，做出某种计算……他早就把他的家产全输光了，变成了轮盘赌的奴隶。赌场的管理处每月给他一笔不大的薪金——供他生活和赌钱：这是一种独特的广告。现在他正在研究轮盘的变化无常的规律，写他的“概率论”。当开出来的号码不是他所预算的那个号码的时候，他就气冲冲地用铅笔敲着笔记本，用一条腿跳起来，嘴里嘟哝着一些什么，过后又重新全神贯注地去做他的计算。假若他的预算和开出来的号码相符，他就喜形于色，转过头来望着他的邻近的人，好像要说：你们瞧，我终于发现了偶然性事件的规律了。
两个侍者扶了一个穿黑绸衣的老太太进来，让她坐在赌台前的椅子上。老太太的满是皱纹的脖子上，戴着一条珠光宝气的项链。她的脸搽得那么白，脸色变白也无法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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