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蛇办好了当保卫员的手续，对干部部的女干部说他母親重病，不得不去图拉一趟，直到十八号星期一，等到选举的紊乱状态结束才能出来值班。他给两位姑娘送来冰淇淋，告别以后，他们就没再看到眼镜蛇。
这样的决定，他是经过长久的思考才作出的。而推动他作出这一决定的，是少校告诉他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那位密探极其聪明的住院了。对国际刑警提到的恐怖分子实际进行认真侦查的，是一位令人讨厌的警察。在决定性的几天中，正是这个警察突然中风住院了。对这样幸运的机会，无论谁都会相信的，只要不是国际级的恐怖分子。十五年在不同国家里的“工作”，教会了眼镜蛇怕警察超过怕特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密探们工作更具体，更富有钻研精神，他们脚踏实地，很少依靠电脑帮助。如果莫斯科的密探如此突然地住进医院，那么，这只可能证明一点。因为他自己也是特务，所以他不相信周围的人，而是走到暗处，去认真地侦查那个不知道的恐怖分子。派车子去搞材料以及随后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发生的爆炸，都只能糊住一知半解的业余侦探。古罗夫在这里，身体健康，正在寻找恐怖分子。警察的情报少。通过廖恩奇克的被杀，密探有可能找到瓦季姆·丹尼，很久以前拍下的囚犯照片，对于已经掌握的特征，不会增加任何东西。这就是说他在力图确定恐怖活动的地点。警察原则上是会确定目标的，他可以派便衣暗探去查明，谁在最近参加了工作。警察局掌握有被侦查者的特征。这类的特征对于在一个几百万人的大城市中侦查一个人，是毫无用处的，但在几百人之中寻找，这些东西就很起作用了。暗探们按地址找人，把有家有室的、地地道道的莫斯科人除开，剩下的就只是一些前不久来的人了。过几个小时，眼镜蛇就只剩下一个了。
眼镜蛇得出这样的结论之后，决定在十二月十二日星期天以前（他决定这一天爆炸）不到新的工作地点去上班。
在阿巴的帮助下，他弄到了一个可以移动的核子装置。眼镜蛇把自己的车子放在约定的地点，一个不知道的人把一个背袋和一个远距离操纵的微型系统放进行李舱里，武器问题算是解决了。最简单的办法是：把背袋放到大楼的底部，躲起来，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在大厅里挤满了人开始演出的时候进行爆炸。但眼镜蛇非常懂得，密探正在利用特殊仪器搜查每一栋楼房的每一个角落，一定会找到背袋的。谁也不会听他的任何解释，最好的结局是落得个一贫如洗和失业。背袋只能在爆炸的那一天安放，因此极其危险。眼镜蛇估计，密探可能大致设想出恐怖活动的地点，但准确地确定却不可能。
像古罗夫一样，恐怖分子也找到了一份《一周》的副刊，研究了各剧院的演出剧目，他认为他们会同时在十二——十五个地方等待他，而警察手中能够认识他的人只有两个「妓」女，那天真该死，不该认识她们。
最明智的办法是完全放弃这次行动，从俄罗斯飞走。如果向阿巴解释情况，他会逐级上报的，那里有专业人员，他们什么都懂，会让眼镜蛇活下来的。但两百万美元得还回去，特务机关会把他忘掉，再也不会要他当中介入和什么顾问了。他将由妻子供养。在这种情况下，妻子会不会养他，完全不知道。
拒绝干是不行的，两百万美元是一笔太大的钱，只好冒险。必须把精明的警察引开，让他沿着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迫使他集中注意一个目标。到那时把背袋带进去就不成问题，其余的问题，就是不太复杂的技术问题了。他就可以不用去机场，不从俄罗斯飞走，也不生病。他可以去俄罗斯内地，很可能去彼得堡。他的护照是真的，照片谁也分不清，钱也有，可以安安稳稳住上半年，等到旅游季节一到，知识分子纷纷出国，人们如果不是把他忘掉，就是实际上停止寻找他了。
眼镜蛇看了一下手表，时间已是十二月六日，离爆炸还有三昼夜。他决定去找一个要钱的小姑娘玩玩，于是开始换衣服，把一件新衬衫扔到衣柜里。首先必须解决那个警察，迫使他到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眼镜蛇推了一下电话机，拨了一个俄罗斯人给他的电话，对方马上拿起了话筒，恐怖分子说：
“您好，我想见您。”
“好，但我现在没有钱。”少校回答说。
“物质问题我已经解决了，”眼镜蛇说道。“一个小时以后，让我们在前不久分手的那个地方见面。”
“好，”少校放下话筒，轻松地叹了一口气。可以不用搞炸葯了的消息使奥列格·苏霍夫情绪高涨起来，他不知道他的命运已经决定，他活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两小时了。
十二月六日星期三深晚，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在阿尔焦姆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一串钥匙时，马上看见了卡在钥匙圈里一小块蓝色放光的纸。他正准备发誓说他前不久手里拿过一张很相似的纸，而且很容易就想起来了。前天星期日，妻子带小女儿到莫斯科艺术剧院看《蓝鸟》，带回家来一张节目单，就是用这种很相似的纸印的，纸放光，是蓝色的。所以斯坦尼斯拉夫决定不谈自己的设想，而是去剧院拿节目单，然后将节目单和卡在钥匙串上的纸片一起送去鉴定。但彼得和古罗夫却强迫克里亚奇科承认了。
七日，克里亚奇科设想的鉴定得到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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