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一，密探们的办公室里，一切的东西都摆在老地方，像一个星期以前一样。当时奥尔洛夫将军“建议”古罗夫上校采取措施，查出那些受人之托，向个人或组织索债的人和组织。对那些不同意付钱的人，他们就予以“消除”，译成俄语，就是打死。
一个星期之中，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除开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没在桌旁写字，而是坐在自己的围椅上望着窗户以外，古罗夫呢，则按老习惯，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为什么你不说话？”古罗夫停在克里亚奇科的对面。“我没想出办法使我们走出死胡同以前，你就老是这么等着吗？”
“你太顽固了，列夫·伊凡诺维奇，我不打算改造你。愚蠢、毫无意义，而对我这个下级来说，还不无危险。‘死胡同’这话是你，而不是我说出来的。我们也不是第一次从它里面爬出来过，而且出路早已知道，那就是全速后退，退到岔路口，寻找新的路。阿里亚辛的说法，是虚伪的。”
“阿里亚辛的哥哥被杀死了吗？是事实。有人对阿里亚辛进行监视吗？那也是事实。”
“阿里亚辛拒绝作证吗？是事实。”克里亚奇科弯起了一个手指头。“对监视他的人进行检查，毫无结果。这也是事实。我告诉你，这只玻璃缸里没有鱼，没什么可捉的。”
“那你有另一只玻璃缸啰？”古罗夫问道。
“我有一位上级首长。他是侦查天才，应该把我带到大道上。”
两位密探之间诸如此类的冲突，并不经常发生，也完全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类情况下，他们很像训练中的职业拳击手，你一拳、我一拳地相互狠揍，企图打破对方的防守，然后不慌不忙地洗淋浴、按摩肿起的筋肉，心平气和地谈天说地。
“上级首长的存在并没有解除你独立思考的义务。阿里亚辛显然是害怕，但他没去同那些有权势的势力接触。他指望着什么呢？”
“阿里亚辛与贷款的人一定有着我们所不知道的默契。”克里亚奇科回答。“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有人要监视他？”
“他们怕他跑掉，去境外找人，那事情就麻烦而且花费很大了。如果我不是侦查小组的成员的话，正在发生的一切，我都能理解。这一切都是很奇怪的。为什么要使用为代表团服务的汽车？为什么监视的人有四个，其实两个就足够了？你回答呀，斯坦尼斯拉夫，干嘛老望着窗外呢？”
“你在办公室里像疯子似地走来走去，我并没有责备你嘛。”克里亚奇科坐在围椅上转了一下。“你忘了我们是在俄罗斯，在这里最最荒唐的错误和矛盾，可以构成事物的本质。为什么汽车是为代表团服务的车库里的呢？老板给车子付了钱嘛，我的一位朋友在车库里工作。我既然可以同朋友分享，为什么还要把钱交给别人呢？为什么两个人够了要派四个人呢？工资开得高，工作又干净，可以随意兜风，只要动动眼睛就行嘛。领导坐在办公室里，随便什么都可以解释清楚。比方说，你可以撒谎，说目标好动，常常去大商店，两个人看不住。”
“你说吧，其实只要你说自己对谎言也不相信就行了。”古罗夫坐在一张不属于任何人的、靠办公室左墙边摆着的桌子边缘上。“问题是专业人员提出来的，他们全都考虑好了，他们很清楚知道，哪里两个人就够，哪里需要四个人。你同这些人交谈过的，你自己就常说，有两个人经验丰富，可另外两个是随便请来的。原来他们不过是把我们的脑袋搞混，好像是在用饵鱼钓鱼似的。”
“你这一辈子也没钓过鱼，”克里亚奇科卟嗤一笑。“你只知道这个词，却不懂得它的意思，如果要用钓鱼来作比，那他们也不是用饵鱼来钓我们，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去抢吃这样的腐臭食物。很可能他们把我们誘到某个地方吃东西，是想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我们。”
古罗夫把一支刚刚从烟盒里拿出来的香烟，揉成一团，注意地望了朋友一眼，然后从桌子上爬下来，但没有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而是不慌不忙地回到自己的坐位上，牢牢地坐在围椅里，开始沉思默想。斯坦尼斯拉夫不明白他说了什么话，使朋友那么忧心，所以他也静了下来，等待古罗夫说出什么话来。
“你说坐在车子里跟踪阿里亚辛的四个人之中，有一个前不久是刑事侦查局的工作人员。”古罗夫靠在桌子上，面孔突然缩了下去，他前不久那种漫不经心、懒洋洋的神态已经完全没有了。
“唔？”伙伴的紧张心情传给了斯坦尼斯拉夫。“杜罗夫·阿尔焦姆·格里戈利耶维奇，区局的侦查主任，在民警局工作十五年，三十八岁，因为经常酗酒而被开除。”
“三十八岁、十五年工作、经验丰富、精力充沛，而且是个侦查主任。”古罗夫摇了摇头。“你同他交谈时，嗅出气味了没有？他的脸庞怎么样？你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吗？”
“气味是有的，”克里亚奇科沉思地说。“但是，你明白吗，那不是焦味，而是很新鲜的气味，就像一个人刚刚喝了两小杯酒那样的气味。他的脸庞很端正、平滑，看起来比他的年龄年轻些。我当时大吃了一惊……这个过去的侦查员好像有点不大对劲，眼睛明亮，人很狡猾，我觉得他认识我。他有两次收起过微笑，似乎想按他自己的方式开一下玩笑，但他改变了主意。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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