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入辽，“所过州县，刺史迎谒，命幕职、县令、父老送于马前，捧卮献酒。民庶以斗焚香迎引，家置盂勺浆水于门。令接伴使察从人中途所须即供应之。所至民无得鬻衾物受钱，违者全家处斩。行从刍秣之事，皆命人掌之”①。此后，对宋使也非常热情，每有宋使入辽，辽朝大臣必争相问慰，并一一询问前曾使辽诸人平安与否，令宋使十分感动，回宋后纷纷上言建议宋方也应依例热情对待辽使。辽圣宗恪守信誓，对宋“岁献方物，皆亲阅视，必使美好中意，守约甚坚，未尝稍启边衅”。
辽兴宗即位后，自视国力强盛，又欲广土扩地，再立新功。于是，在萧惠、刘六符等人的主持下，又欲谋取后周占领的二州十县。
三 关南十县的交涉 西夏建国后，连续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延川、宜川、洛川三河汇合处）、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大败宋军，宋朝的军力被牵制在西北。辽君臣认为“宋人西征有年，师老民疲”，正是取关南十县的大好时机。重熙十年（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十月，宋河北转运司得知辽朝的动向，请调民夫修河北二十一城，又给辽朝遣使出师提供了借口。次年正月，辽朝遣南院宣徽使萧特末（又作萧英）和翰林学士刘六符使宋，指责宋于河北“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边军”，要求宋交还关南十县。同时会兵南京，声言南伐，以武力为谈判后盾。宋朝一面调兵、遣将、买马、修路、治河、屯粮，作军事防御的准备，一面派出谈判使者，并坚持许和亲、岁币而不许割地。
六月，宋使富弼、张茂实至辽。弼以“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的道理打动辽兴宗，使其接受金帛而放弃军事行动。九月，在澶渊之盟的基础上，再定盟约。辽放弃对关南十县的要求，宋则“别纳金帛之仪，用代赋税之物，每年增绢一十万匹，银一十万两”①，并迫使宋朝将所输银绢名目改为“纳”、“贡”。
四 河东地界之争 澶渊之盟签定之初，辽宋双方都能谨守条款，少有争执。和平既久，边民或有互相越界耕牧的情况发生，或由边民典卖土地导致边境地界不明。宋朝一边能及时督促地方官员，约束百姓，避免生事。辽朝则对边民侵占边地的行为不加约束。重熙年间（宋康定、庆历年间），因辽边民过境耕种，侵占宋境，宋地方官曾上奏本朝，请旨定夺，宋仁宗以“和好多年，不欲争竞”，曾与辽朝重新划定朔州一带地界，将朔州原定疆界自六蕃岭南移至黄嵬大山北麓。宋朝的迁就姑息助长了辽边民向南侵占耕地的行为，道宗咸雍年间，仍屡有辽人南向侵耕宋界土地，双方也曾派员再次明确地界。河北有边民违约在界河捕鱼，河东则发生了咸雍、大康年间的地界之争。
宋神宗即位后，起用王安石实行新法，以期富国强兵。为了钳制西夏，派遣王韶经营熙州（今甘肃东乡族自治县西南）、河州（今甘肃临洮）、洮州（今甘肃临潭）地区，成功地招抚和征服了这一带的吐蕃部落，增强了宋朝在黄河上游地区的实力，对西夏的西部形成了一定的威胁，也直接影响了辽利用西夏牵制宋的效果。宋夏双方再定誓约，关系也趋于缓和。为了分散宋经略河西的精力，试探宋方的虚实，辽朝以宋边民侵耕辽属土地为借口，挑起了河东地界的纷争。咸雍十年（宋熙宁七年，1074年），辽遣林牙萧禧使宋，指责宋朝在“雄州拓展关城”，在应、朔、蔚州辽境一边“营修戍垒”、“存止居民”，要求双方派员“同共检照”。宋神宗许以雄州“创盖楼子箭窗等，并令拆去”，又先后两次遣使至河东边界与辽方共同勘验地界，都没能解决问题。萧禧违制留居宋境不归，宋神宗忧形于色，以“国家与契丹通和年深，终不欲以疆场细故有伤欢好大体”①为由，满足了辽的要求。除重熙年间新定地界外，又承认了辽在应州、武州南界侵占的宋边地。熙宁八年（辽大康元年，1075年）遣知制诰沈括使辽回谢，次年双方再遣使按新定地界重新分划，九年各开壕立堠置铺，宋又向辽出让了大片领土。辽此次与宋交涉，前后历时三年，不论是谈判还是划界立标，多有故意拖延的情况，其根本目的当不在得地，而在窥探宋方的军事动向，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和采取相应措施。
自澶渊之盟后的多次地界交涉，都是以谈判方式解决的。辽方深知宋迫于西夏的军事压力，不愿与辽重开战局，屡以政治手段向宋方施压，同时以武力解决虚声恫吓，冀以在不破坏盟约的前提下，得到更多的实惠。这一点，不少宋人也看得很清楚，李焘“契丹实固惜盟好，特为虚声以动中国”的认识，是符合实际的。由于辽朝君臣充分掌握和利用了宋朝的这一弱点，故每次都能如愿以偿。
①耶律琮，《辽史·景宗纪上》作“耶律昌术”，本传作“合住”，“昌术”当为“曷术”之误，曷术即合住。
①《宋会要辑稿·蕃夷一》。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7。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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