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别有诗文集《登瀛集》、《丁年集》。流传至今的辽人作品除王鼎的《焚椒录》外，还有寺公大师的《醉义歌》。《醉义歌》系用契丹语创作，有金人耶律履的译文，契丹文原作和耶律履译文已失传。今有履子耶律楚材的汉译本传世。
辽人颇喜宋人的诗文，对三苏的作品多能道其详。①有的诗文集，在宋朝境内尚未广泛流传，却已为辽人所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契丹使人至宋，“言本国喜诵魏野诗，但得上帙，愿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将召之，死已数年。搜其诗，果得草堂集十卷，诏赐之”①。
三 史学 辽朝继承了中原王朝的修史传统，设置国史院和史官，编撰《起居注》、《日历》和《实录》。
太祖时曾命耶律鲁不古监修国史。圣宗时，随着各种制度和机构的健全、完善，又任命了起居注和日历官，记载皇帝言行、群臣章奏和国家大事，修史制度也日益完备。统和九年（991年）监修国史室昉和邢抱朴合撰《统和实录》20卷，记载了太祖至景宗五朝史事。兴宗时，又命前南院大王耶律古欲、翰林都林牙耶律庶成与翰林萧韩家奴等编辑上世以来事迹及诸帝实录。谷欲等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20卷，称《遥辇至重熙以来事迹》，又作《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或《先朝事迹》。道宗大康年间，耶律孟简上表请修国史，并编耶律曷鲁、耶律屋质和耶律休哥《三人行事》以进，道宗复命置局编修。乾统三年（1103年），又命监修国史耶律俨（李俨）纂修太祖诸帝实录。俨撰成70卷以进，称《皇朝实录》，成为后来金元编修《辽史》的重要依据。私人著述有《礼书》、《契丹官仪》、《辽朝杂礼》、《契丹会要》、《大辽登科记》、《七贤传》、《契丹地理图》等。此外，辽朝也重视收集前朝史书，翻译、颁行了《史记》、《汉书》、《五代史》等。圣宗常阅读《唐实录》、诸帝纪和《贞观政要》，颇慕唐太宗、唐玄宗、宋太祖、宋太宗的为人行事，称他们是“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
辽代私家著述传世极少。道宗时王鼎所撰的《焚椒录》是现存的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私人著述。它记录了道宗宣懿皇后被诬陷的始末，并保留了她的部分诗文。
四 儒学与宗教 早期，契丹人信仰原始多神教萨满教。他们所尊的天神和地祇的形象是骑白马的男子和驾青牛的女子；他们把黑山看成是人死后灵魂的归宿地；木叶山（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附近的白音他拉）是传说中契丹始祖奇首可汗的发祥地。这些都与契丹人的起源、发展密切相关，因而契丹人对它们极其崇拜和敬畏，每年皆有时祭。狩猎曾是他们的主要活动，狩猎前也祭麃鹿神，祈求多获。这种多神信仰形成了契丹人生活中的若干禁忌和习俗。
辽政权建立前，佛教已经传入。902年，在龙化州建开教寺，为佛教传入契丹的标志。神册三年（918年），上京又建佛寺，佛教逐渐为契丹人所信仰和崇尚。天显元年（926年）灭渤海后，俘渤海僧人崇文等57人至上京，又建天雄寺。此后，诸京和各州县也相继修建寺庙。圣宗以后，兴宗、道宗等都尊崇佛教，佛教大盛。贵族之家舍宅建寺，舍儿女为僧尼，向寺庙施舍钱财、田地、人户，建寺修塔，造像刻经，更为普遍。寺庙势力急剧增长，自景宗以来，僧人多有被授予侍中、太尉、太保、司徒、司空者。兴宗时觉华岛海云寺僧人海山（郎思孝）被授予荣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道宗授予惠聚寺僧法均（法钧）崇禄大夫、守司空，奉福寺僧非浊崇禄大夫、检校太尉等。僧人有的甚至与皇帝诗文唱合或被赐与御制诗篇。海山与兴宗关系甚好，“兴宗每万机之暇，与师对榻，以师不肯作诗，以诗挑之”①。道宗曾以诗赞誉法均：“行高峰顶松千尺，戒净天心月一轮。”①统治者的信仰与提倡，使佛教在辽朝境内发展更快，道宗时甚至出现“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视发三千”的情况。
随着佛教的传播，由皇帝下令，寺庙校勘、雕印佛经和个人写经，集资刻经、印经等活动十分活跃。辽兴宗时命人搜集各地佛经，自重熙至道宗咸雍四年（1068年），校勘雕印佛经579帙，收藏在南京清水院和易州涞水县金山演教寺等地，称《契丹藏》或《丹藏》。《契丹藏》传入高丽，后者据以对照宋藏、高丽藏，进行校勘后雕印成新版高丽藏，成为大藏经的较好版本。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抢修加固时，于木塔四层主佛释迦牟尼腹内发现了一批辽代瑰宝，其中有《契丹藏》12卷，为研究辽代佛教传播、藏经雕印提供了珍贵资料，也为研究辽代造纸、雕版印刷技术提供了实物资料。木塔发现的《契丹藏》是圣宗时雕印的，可见整理、校勘、刻印大藏经的工作早在圣宗时就已经着手进行了。
辽朝统治者尊崇孔子，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建国初，阿保机将择历史上有大功德者奉祀，太子倍认为：“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②于是神册三年，建孔子庙于上京，次年阿保机亲谒祭祀。契丹上层在用人行政和品德修养上也多自觉地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为准则。连作述时政文的耶律常哥也懂得“四端五典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实生民之命”③。金元之际杰出的契丹政治家耶律楚材在其《怀古一百韵》中，更恰如其分地指出了“辽家尊汉制，孔教祖宣尼”这一历史事实。
仕辽的汉官利用一切机会向契丹统治者介绍儒家思想和封建帝王的统治经验，对契丹上层接受儒家思想也起了推动作用。辽圣宗继位之初，枢密使、监修国史室昉进《尚书·无逸》篇，太后“闻而嘉奖”。侍读学士马得臣录唐高祖、太宗、玄宗行事可法者进与圣宗，又上书谏止频繁击鞠，皆得到圣宗的赞许。兴宗时枢密使马保忠见皇帝“溺于浮屠”，“朝政不纲”，尝从容进谏，他说：“强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则乡党之行修；修德行，则冠冕之绪崇。自今其有非圣帝明王孔、孟圣贤之教者，望下明诏，痛禁绝之”①。道宗对儒家经典更是“神领心解”，侍读官进讲时，讲至“夷狄之有君”，不敢加以解释。道宗却说：“先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②可见他不但学习和熟悉儒家经典，而且有自己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同时也满怀自信。自圣宗至道宗，都注意学习和吸收儒家经典中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内容，并用修订法令和制定礼仪的方式加以贯彻、执行，使之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
契丹上层崇佛、尊儒，但对佛、儒的态度并不相同。佛教是他们的一种宗教信仰，而儒术却是他们治国的主导思想和统治者极力提倡的行为标准。
随着佛教的传播，语言文字学也得到了发展。为了解释佛经音义，燕京崇仁寺僧人希麟按唐僧慧琳《一切经音义》的体例，为《开元释教录》之后新译的佛经作音注和义释，撰成《续一切经音义》10卷。此书由辽传入高丽，再入宋，宋刻入藏，后传入日本，对佛教的传播和文字训释裨益良多。
燕京僧人行均，俗姓于，字广济，“善于音韵，闲于字书”，撰成字书《龙龛手镜》4卷，收字约26430个，注用字约163170个，总约189610字，立424部首，部首字及部内各字均以平、上、去、入四声为序。在《说文》、《玉篇》之外多所搜集，并广收当时所用异体、俗体、简体字。书成后传入宋朝，并雕版发行，改名《龙龛手鉴》。此书编纂的目的在于帮助僧徒识字读经，注音或用反切，或用直音，释义一般都很简单，用例多引佛经。此书对研究宋以前异体字、简体字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中原的道教和道家思想对契丹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辽初，以各种方式进入草原的汉人中，就有一些道教信仰者。如上京有天长观，中京有通天观，一些州城也多有道士和道观。某些契丹上层和契丹部民也信仰道教。辽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①，其弟耶律隆裕更是个虔诚的道教信徒，“自少时慕道，见道士则喜。后为东京留守，崇建宫观，备极辉丽……又别置道院，延接道流，诵经宣醮，用素馔荐献，中京往往化之”②。某些上层道士同佛教上层一样受到皇帝的礼遇。辽圣宗曾予道士冯若谷加官太子中允。道教的传播也带动了道家经典的研究，辽初道士刘海蝉著有《还丹破迷歌》和《还金篇》，耶律倍译有《阴符经》，圣宗时于阗张文宝曾进《内丹书》，寺公大师的《醉义歌》中也杂有道教思想。
道教信仰的普遍性及其对契丹人思想、文化的影响也可从某些契丹墓葬石棺和画像石、画像砖上刻有四神图，绘有道教内容的壁画和随葬品中某些具有道教内容的实物中得到印证。
五 绘画与雕塑 契丹人善画草原风光和骑射人物，辽朝涌现出不少卓有成就的画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绘画作品。东丹王耶律倍和著名画家胡瑰、胡虔父子所画多入宋内府，被誉为“神品”。他们多以契丹人生活为创作题材，耶律倍“多写贵人酋长，至于袖戈挟弹，牵黄臂苍，服用皆缦胡之缨，鞍勒率皆瑰奇，不作中国衣冠”①。他画的马“骨法劲快，不良不驽，自得穷荒步骤之态”⑤。他的作品工甚精微，甚为五代人所喜，自梁、唐及晋初，北边防戍及榷易商人有的曾得到东丹王画品，京师人争相购买。作品流传至今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射骑图》和流传到美国的《人骑图》、《射鹿图》。胡瑰也“善画蕃马，骨格体状富于精神。其于穹庐部落、帐幕旗旆、弧矢鞍鞯，或随水草放牧，或驰逐弋猎，而又胡天惨冽，沙碛平远，能曲尽塞外不毛之景趣，信当时之神巧，绝代之精技欤”②。胡瑰画契丹人马“用狼毫制笔，疏渲鬃尾，细密有力。至于穹庐什物，各尽其妙”③。作品流传至今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卓歇图》，流传到海外的《出猎图》、《回猎图》，也有人列为他的画作。其子胡虔“丹青之学有父风”，宋内府收藏他的画品44幅，与其父的画品“殆未可分真膺也”。④辽兴宗“工画，善丹青，尝以所画鹅、雁送诸宋朝，点缀精妙，宛乎逼真，仁宗作飞白书答之”⑥。
此外，契丹人耶律璟履（耶律防）、耶律题子、萧幹、秦晋国妃萧氏，汉人陈升、常思言、吴九州等也皆以善画称。
外戚萧幹，尤善丹青。“慕唐裴宽、边鸾之迹，凡奉使入宋者，必命购求。凡遇名迹，不惜重价。装潢即就而后，携归本国，建小楼以贮之。风日晴和，焚香展卷，临摹所至，咸有法则”⑦。
秦晋国妃萧氏，萧排押女，母为圣宗妹长寿女。她“雅好飞白，尤工丹青”。所居屏扇，多自为书画。①汉人陈升，圣宗时为翰林待诏，曾奉诏画《南征得胜图》于上京五鸾殿。燕人吴九州，“善画鹿，穷尽蕃鹿之态”②。燕京布衣常思言，“善画山水林木，求之者甚众”。思言淡于名利，凡求画者与其志趣相投者则可得，既不可以利诱，复不可以势动。③除上述见于记载的画家外，辽代还有大量湮没无闻的丹青手。一些保存至今的辽代所建寺庙、塔刹和辽墓出土的画幅、壁画，同样反映了辽代的绘画水平和技巧。如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殿彩画，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珍藏的挂幅《神农采药图》、《南无释迦牟尼佛像》，立轴《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炽盛光九曜图》。这些画品无作者名款，却同样反映辽代不同时期的绘画水平。
近年发掘的辽代墓葬中，也出土了一些卷轴画和大量壁画，大大地丰富了传世辽代绘画的内容。1974年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了两轴绢本辽画，一为山水画《山弈候约图》（《山水楼阁图》），一为花鸟画《竹雀双兔图》。前者熔唐、五代和宋初的表现手法于一炉，比较成熟，后者构图上取对称形式，装饰气味尚未洗净，当出自契丹画师之手。
今天所能见到的辽代绘画作品，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当属辽墓中保存的大量壁画，有的艺术水平相当高。
早期被毁的辽圣宗陵墓永庆陵，墓内和墓道两侧均绘有丰富的彩画，有建筑装饰、人物像、四季山水和牡丹、卷草、飞凤、双龙、彩蝶、祥云等饰纹。其中有人物71个，大小略与真人相等，包括蕃汉官僚、侍卫和奴仆。中室四壁所绘《四季山水图》，分春、夏、秋、冬四幅，描绘了北方草原的四季风光，以象征皇帝四时捺钵之义。景色与庆陵所在的山林景色相近，当是写实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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