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悍，倚外敌为重，小不如己意，便杀将据地以叛，朝廷无计可施，只能以官爵为赏进行招抚。
贞祐二年（1214年），北京军变，宣差提控完颜习烈杀留守奥屯襄，习烈又为部下所杀，朝廷不能治，下诏赦免所有起事者。
元光二年（1223年），邳州军变。从宜经略纳合六哥、都统金山颜俊杀邳州行省蒙古纲，据州反叛。朝廷无力讨叛，设重赏招诱，并下诏称纲罪，而抚谕六哥等叛军。升经略司为元帅府，以六哥为泗州防御使，权元帅左监军，以安抚叛将。但六哥等佯为受抚，暗中却与红袄军李全联络，后为红袄军高显所杀。
在金、宋、蒙古三方角逐中，金末农民起义军将领中有些人依违于三方之间，三方也都以高官吸引他们就范。如时青、彭义斌等在金朝军事压力下归宋，李全先降宋而后降蒙，国用安则时而降金，时而归宋，时而降蒙。
（二）金朝后期的政治、经济 宣宗南迁和中都失守，使河北、河东陷入了混乱，军民对金朝的统治丧失了信心。红袄军反金斗争的高涨，正是这种情绪和形势的反映。南迁后，朝廷所能控制的只有南京、京兆、凤翔、鄜延等数路。陕西战事不断，河南地狭民困。军政费用浩繁，则谋取偿于宋。宣宗屡兴师代宋，但所得不及所失，又因军戍费粮数万，不得已又弃去。南迁后的金朝陷入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统治集团奢侈腐化一如既往在疆土日蹙、费用增加、百姓重困的情况下，以最高统治者宣宗完颜亶为首的金朝贵族官僚，没有收复失地的决心，而是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奢侈腐化，一如既往。在役重民困、强敌压境之际，宣宗御用供张竟不稍减，衣食享用，仍求精美。为制造御用鞠杖，竟在耕牛短缺的情况下，令工部下开封府买白牛取皮；在官已无羊供给时，还以民所贡羊不肥责南京转运使。在皇帝的影响下，“贵臣、豪族、掌兵官莫不奢侈相尚，服食车马惟事纷华”，“京师鬻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者日增于旧”。①诸王、贵戚多为不法。宣宗皇后之姊、末帝之姨“奢侈尤甚，权势薰天，当途者往往纳赂取媚，积赀如山”。宣宗子荆王守纯“开纳货赂，进退官吏”，纵家奴于市强取商货，侵渔商贾。平章政事完颜白撒，以内族位将相，更奢僭，起第西城如宫掖，其中婢妾百数，皆衣缕金绮绣如宫人。②吏治腐败日甚一日南迁之后，朝廷无振兴之举，政治无刷新之望。为将帅者多出于世家，皆膏粱乳臭子。为官者或出自世家，或纳赂请托得之。“为宰执者往往无恢复之谋，上下同风，止以苟安目前为乐。凡有人言改革，则必以生事抑之。每北兵压境，则君臣相对泣下，或殿上发叹声。已而敌退解严，则又张具会饮黄阁中矣。”宰执用人必先择无锋芒、软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正人君子皆不得用，或用亦不能久。①宣宗喜刑法，政尚威严，以近臣为耳目伺察百官。近侍局官由贵戚、世家、恩幸者充，颇为士人所鄙，为提高威望，后期也曾量用士人。但正直者不肯或不能久居其位，同流合污者虽居其位，却不能匡正，无助于风气的改变。为官者或贪污酷苛，或跋扈难治，以贿赂权贵、敲剥百姓为能事，全不以国事为意。如沿边将士歼敌立功，朝廷遣使宣谕，赐以官赏。受赏者对使臣必有所馈赠，“或马或金，习以为常”②，小不如意，则谮毁百端，以至获罪。
朝廷风气不正，地方更无从整肃。宿州镇将纥石烈牙吾塔（又作牙忽带）以败宋兵和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蔑视宰执，凌辱士人，勒索官民，肆行不法。因常用鼓椎击人，号“卢鼓椎”。宿州军营蓄牙吾塔所爱妓女数人，他常使一人佩银符，往州郡取赇赂，号“宣差行省”。州将则以夫人远迎，厚以财物为献。徒单思忠好用麻椎击人，号“麻椎相公”。运使李特立号“半截剑”，谓其“短小锋利”。完颜麻斤出、蒲察咬住、蒲察合柱等也都以酷苛知名。
赏罚不明，无以激励百官。皇帝不以国事为重，宰执多不肯直言，近侍以诌谀成风，四方灾伤、民间疾苦多不奏闻，称“恐圣上心困”。宰执议时事每至难决处，辄散罢，称“俟再议”。百官、将领皆欲避兵河南，不愿留居河北，以致河北州县官缺员。“居河北者嫌于避难，居河南者苟于尸禄，职事旷废”③。有功将士得不到褒奖，敢言、敢为者，多被斥逐。立功如仆散安贞，敢谏如胥鼎者非罢即诛。
赋繁役重，民生凋敝在宗室、百官南迁的同时，宣宗不顾大臣的反对，又将河北军户家属迁往河南，河南骤增人口百万。如何安置所迁军户，是当时面临的一大难题，解决办法无外括田、增赋两途。如夺民佃官田一则使民户失业，二则军户多无牛，得地而不能耕，徒至纷扰；增赋则使业已不堪重负的百姓更难承受。经多次会议决定，将河南官租提高一倍；军户给粮一半，另一半折钱支给。结果是“所征税租率常三倍于旧”①，又有额征诸钱，横泛杂役，入不敷出，则巧立名目百计征敛。甚至在盐铁酒之外，更议榷油，百姓不胜其扰。加之粮物紧缺，物价飞涨，导致交钞贬值，钞法大坏。
金朝统治者优待南迁官兵而盘剥当地百姓，造成河南民众的普遍不满。知东平府事、山东西路兵马都总管完颜弼上书指出：“赋役频烦，河南百姓新强旧乏，诸路豪民行贩市易，侵土人之利，未有定籍，一无庸调”，要求“权宜均定”。②宣宗下尚书省议，竟不获允。
虽民力重困，统治者却不加体恤，为加强京城防务，在南京城内又修子城，周四十里，坏民屋舍甚众。工役大兴，征民应役，又使朝官监督，少不前，辄杖之。
经济衰退，粮食短缺为解决财政困难，金朝在增赋之外，又行纳粟补官法，甚至僧尼度牒、紫衣师号等都在出卖之列。纳粟补官法虽可解决部分败政亏空，却进一步加剧了官僚队伍的芜杂和吏治的败坏。
当时，迁入河南的军户近百万人，岁需粮360万石。河南官租岁入只有156万石，不足所需之半，军户只能以半饷充饥。军食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贞祐四年（1216年），又议括牧马地分给军户。但牧马地少，且久荒难耕，军户缺少农具，得地不能耕。于是又动员诸司县劝河南百姓借牛帮助军户垦荒，有能开荒为熟田者，半给军户，半做己业。同时诏诸帅府屯田，以逸待劳。所有这些措施，议论多而收效少，河南缺粮的问题仍然无法解决。人民负担加重，水灾又频频发生，百姓逃亡，田野荒芜，赋入少而国用乏。如毫州原有户6万，至兴定时，所存者无十一，而调发却数倍于旧。
河北、河南、河东粮食短缺，近京州县多至京师买粮，以至“谷价翔踊”，为了确保京师官僚、贵族所需，金政府不顾河北人民死活，严禁粮食出京和运往河北。贞祐四年，或许采纳了平阳行省胥鼎的建议，允许谷物过河，但又在沿河津渡设卡拦截，强令商人将谷物按比例卖给官府，即所谓“拦籴”，因而粮食至河北、河东者为数极少。拦籴加重了河北、河东的缺粮现象，也没有解决河南的粮食问题。于是，又求助于括粟。贞祐年间，潞州帅府在辽、沁等州首开括粟先例，“悬重赏诱人告讦，州县惮帅府，鞭笞械系，所在骚然，甚为可怜”。至蒙古军围城期间，汴京复行括粟，先令各家自报数目，壮者自留3斗，幼者半之，其余上交，藏匿者以升斗论罪。京城36坊，各选深刻者主其事，内族完颜久住尤其酷暴，有婆媳二人以蓬豆为食，因所交粮中杂有蓬子而被责，立死杖下。而所括不足3万斛，京城却更加萧索。
黄河水患，民户逃亡自五代以来，黄河多次泛滥。宋仁宗时，下游分为两支，一经大名、沧州至直沽入海；一经濮阳至无棣或滨州入海。宋神宗时，北道受阻，河道南迁，改为自梁山泊后分注北、南二清河，北清河东流至无棣、滨州一带，南清河则夺淮入海。北宋晚年，东流断，复归北道。
天会南伐，宋人曾决堤阻军，至使河道再次南迁。此后，黄河多次决口，泛滥成灾。至大定时，水患更为频繁。黄河或决或塞，迁徒无定。金于沿河上下置25埽，设都巡河官、散巡河官和埽兵负责巡视水情和修补堤岸。每年用柴111.3万余束，草183万余束和大量木、石。动辄用工数十万，甚至百万。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黄河再复北道，山东、河北受灾严重。如何防治水患也是世宗、章宗两朝多次讨论的重要问题。明昌五年（1194年），都水监丞田栎等上言治河方略，主张分河水为南北两道，加固南流堤岸，疏通北流故道，但未被采纳。
宣宗南迁后，所恃者只河南一路。贞祐三年（1215年），单州刺史颜盏天泽、延州刺史温撒可喜主张决河使之北流，一则有利于防守，二则淤地可为良田。宰臣恐事难成，未予采纳。而这一期间，南流的黄河又形成了自延津、陈桥至睢州、归德再入南清河的一条支流。兴定四年（1220年），河南大水，唐、邓、裕、蔡、息、寿、颍、毫、归德府受灾严重，民户逃亡过半。这可能是黄、淮、颍等诸河泛滥的结果。河南水灾是对金朝统治者的又一沉重打击，因恐赋入减少，国用不足，宣宗命被水州县组织抢种，水退地种田，积水地种稻，令富户借牛贷种给复业贫民。
哀宗正大八年（1231年），黄河南派支流大水，几与城平。但值此亡国前夕，统治者已无暇顾及治水救灾和百姓疾苦。相反，在蒙古军围城之际，双方都曾利用河水为各自的军事目的服务。
交钞贬值，币制混乱金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纸币的政权，在如何稳定贷币方面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自世宗时，就不断为钱物轻重问题所困扰。由于铜产不丰，铸钱数量较少，加之“正隆通宝”、“大定通宝”字文峻正，质地优于宋钱，人们争相保存储积。而交钞不能行于境外，至使钱少钞多，交钞流通阻滞。朝廷曾采取以绢易钞，榷税和所征诸色钱折成交钞交纳，官兵俸许钱绢银钞各半，回收大钞，鼓励富户以钱易物和制定限钱法等措施，促使交钞流通，并铸造银币“承安宝货”和折十大钱“泰和重宝”以补充铜钱的不足和防止交钞贬值。但“承安宝货”发行不久，私铸者多，质量不能保证，遂停止使用。
交钞一直是金朝境内流通的主要货币。海陵时交钞使用期限为七年，至期以旧换新，人以为不便。章宗时改为长期流通，磨损后可至交钞库兑换，酌收工本费。章宗后期，由于官豪富户积储铜钱，铜钱难得。加之政府大量印造交钞，出多入少，物价上涨，交钞信誉下降。宣宗南迁后，币制的混乱更成为与军事无能、政治腐败同样严重的经济问题。
章宗时，虽不能彻底解决交钞阻滞的弊病；却一直努力回收大钞，以避免交钞贬值。宣宗时，却以大量印造交钞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手段，贞祐二年（1214年），印制二十贯至百贯和二百贯至千贯的交钞，更加剧了通货膨胀的程度，物重钱轻的现象更加严重。为了促使交钞流通，一度曾禁用铜钱，于是商人以铜钱出境与宋贸易，又造成了铜钱的大量外流；而富户不能多积铜钱，也深受交钞贬值的影响，以致贫困，时称“坐化”①。
三年七月，印行“贞祐宝券”，因朝延只知出而不知收，“行才数月，又复壅滞”，以致千钱之券仅值数钱。四年，又造“贞祐通宝”，一贯当旧钞千贯。时钞法屡变，随出随坏，印钞所用纸张不敷使用，又多征桑皮故纸钱，则百姓既受交钞贬值之苦，又增加了交钞工本费的负担。通宝流通5年，再度贬值，原4贯值银1两，至兴定五年（1221年），则降至800贯。于是又制“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400贯，2贯为银1两。元光二年（1223年），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与银钞及各种交钞并行。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仍以银论价，宝泉信誉又降。又规定，银1两价值不得超过宝泉300贯，凡物价值在银3两以下者不许用银交易，3两以上，一分用银支付，二分用宝泉、珍货、重宝支付。于京师及州郡置平准务，负责宝泉与银的兑换业务，私易和告发违法者罪赏有差。“是令既下，市肆昼闭，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银及银宝泉私相易之法。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无从令之实，有司虽知，莫能制矣。”①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相贸易。天兴二年（1234年）十月在蔡州又印“天兴宝会”，与银一起流通。时蔡州已被蒙古军围困，金已处于灭亡的前夕。
（三）军事上的衰弱 官军之不足恃与政治、经济危机同样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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