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的是金朝军纪败坏，战斗力低下。野狐岭、浍河川之战，金军精锐损失惨重，乣军的叛降，再一次削弱了金朝的武装力量。南迁后，军士多为临时召募，缺乏训练，将领的骄横恣肆更甚于前。正如陈规指出的：“将帅大抵先论出身官品，或门阀膏粱之子，或亲故假托之流，平居则意气自高，遇敌则首尾退缩，将帅既自畏怯，士卒夫谁肯前。又居常裒刻，纳其馈献，士卒因之以扰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应敌，在途则前后乱行，顿次则排门择屋，恐逼小民，恣其求索，以此责其畏法死事，岂不难哉。况今军官数多，自千户而上有万户、有副统、有都统、有副提控，十羊九牧，号令不一，动相牵制。”②加之经济困窘，费用多缺，将领丰饱有余，士卒则饥寒不足，上下不能同心，官军之不足恃便可想而知了。
但留守河北、河东的军民中仍有坚持抗敌者，一些中下级将领、官员、军士和地方豪强，或招纳义军，或结寨自保，成为河北、河东抗击蒙古的主要力量，朝廷也将保卫河南的希望寄托在当地军民身上。派宰执以行省名义节制官军，招抚反金和抗蒙的地方势力。但乘乱而起的各支武装力量彼此不相统摄，不相应援，甚至互相攻击、兼并，势同水火，增加了内耗，削弱了抗敌的力量。内外交困的金朝廷无力控制河北，也不能协济各支地方武装势力，于是下令河北各地长官可由当地军民推举，使之统领本地军民守土抗敌，朝廷则以高官显爵羁縻控制。后期更有九公封建。
九公封建金朝南迁后，对河北、河东的防御除依靠留守官兵外，主要依靠当地土豪和招抚的农民起义军。“官军皆败亡之余，锋锐略尽，而义兵亦不习行阵，无异乌合。”①有些聚兵自保的土豪，颇得人心，也有一定战斗力和号召力，如河北义军队长苗道润作战有功，曾遣人至南京求官。河南转运使王扩认为：“道润得众，有功因而封之，使自为守，羁縻使之，策之上也。”②宣宗采纳了他的意见，除道润宣武将军、同知顺天军节度使事，这是封土豪为官之始。后翰林直学士赵秉文、右司谏术甲直敦等都曾向朝廷建议在河北封地方武装首领为官。兴定三年（1219年），太原失守，河北郡县不能自立，群臣再次提出募土豪有威望者，假以方面重权，使各保一方。兴定四年，金朝一次就封山东、河北、河东九人为公，使各保一方，安辑百姓，有战事则互相应援。九公皆兼宣抚使，阶银青荣禄大夫，赐号“宣力忠臣”，总帅本路兵马。署置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得以便宜行之。九公代表金朝与蒙古和降附蒙古的汉人地方武装对抗，这是南迁后至蒙古窝阔台大举南伐前河北政治、军事上的一大特点。
初封的九公是沧海公王福、河间公移剌众家奴、恒山公武仙、高阳公张甫、易水公靖安民、晋阳公郭文振、平阳公胡天作、上党公张开、东莒公燕宁。他们控制的地区东起山东，西至河东北路，金朝利用他们在黄河以北筑起了一道抵御蒙古的防线。九公之外，金朝后期还封乘乱而起拥有部分兵力反复于蒙、宋、金间的十个地方武装势力头目为郡王。
九人中除晋阳公郭文振出身进士外，其余皆为地方武装首领。其中上党公张开和恒山公武仙实力最强。王福后降于益都叛将张林，众家奴不能守河间，归高阳公张甫。靖安民以不肯降元为部下所杀。胡天作降蒙后谋归，被杀。燕宁战死。文振正大间寓于卫州。张开潞州失守后寓居南京，谋从哀宗出奔，为民家所杀。武仙于封公当年降蒙，正大二年，杀蒙古所任真定元帅史天倪归金，至南京，复封恒山公，置府卫州，天兴未受诏援蔡。张甫一直坚守信安一带，到哀宗后期与朝廷失去联系。封建河北九公，减轻了朝廷在河北的军事负担，却没能挽救金朝灭亡的命运。
三 蒙古军的全面进攻，金朝灭亡 正大二年（1225年），成吉思汗结束西征。四年，灭西夏，加强了对金朝的军事攻势，相继攻下德顺、平阳、临洮。金朝一面乞和，一面商讨守御之策，陕西行省上议：“上策自将出战，中策幸陕州，下策弃秦保潼关。”金哀宗偏偏选择了下策，增筑中京（今河南洛阳）和归德（今河南商丘）城，修浚汴京外濠，作退守和出逃的安排。五年，忠孝军提控完颜陈和尚在大昌原以400骑战胜来攻的蒙古军，取得了自与蒙古开战以来的首次大捷，诸军士气为之一振。但不久，蒙古窝阔台汗即位，对金朝开始了全面进攻，金与蒙古的战争进入最后阶段。
（一）陕西失陷 正大六年（元太宗二年，1230年），蒙古军围攻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七年春，围攻凤翔。金哀宗一面派军增援凤翔，一面加强潼关防御。屯兵阌乡的金将完颜合达与移剌蒲阿以蒙古军势盛，不敢出战，置京兆、凤翔的危急于不顾，坐守河南。在朝廷遣使一再催促之下，不得已出关迎敌，军至华阴，与蒙古军刚一交战，即收军入关，京兆、凤翔失守，潼关以西不复为金朝所有。
（二）三峰山之战 金军退出陕西，以重兵防守潼关、黄河一线，此举早已在成吉思汗的预料之中。成吉思汗曾留下遗言称：“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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