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初，契丹频频南下，俘虏人口，掠夺财富。神册元年（916年）攻朔（今山西朔县）、蔚（今山西蔚县）、新（今河北涿鹿）、武（今河北宣化）、妫（今河北怀来）、儒（今北京延庆）等州。二年，河东新州威塞军校卢文进降，引契丹攻下新州，乘胜围攻幽州。三年，攻云州（今山西大同）。五年，攻云内（今内蒙古土左旗）、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六年，从河东新州防御使王郁、镇州成德留后张文礼所请，分兵略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俘其民徙内地。天赞元年又攻掠幽蓟。二年，克平州，攻幽州。三年，略地燕南。
所俘汉民，契丹统治者多按中原汉制，设州县安置在上京、东京、中京和南京等地，并多以原籍州县为新地命名。如天赞元年，以所俘幽州潞县人置潞县于上京东。以檀州俘户置檀州（今辽宁康平）于东京道，以檀州三河县民置三河县（今辽宁沈阳）。此外，上京、中京道的临潢县、龙化县、惠州、武安州、霸城县等也多为安置所俘汉人而设。随着汉人的大量北迁，幽蓟地区人口减少，契丹的掠夺范围却日益深入，于是幽蓟地区又相继以河北中部俘民设置了安喜、行唐、望都等县。渤海灭亡后，契丹境内的州县设置就更加普遍了。
（三）灭渤海，建东丹 天赞四年（925年），阿保机举兵征渤海，皇后、太子、大元帅和南北二府宰相，南北二院夷离堇以及汉臣康默记、韩延徽等全部从行。天显元年（926年）正月，下扶余府（今吉林农安）。进围忽汗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东京城），渤海国王大諲譔出降。同时诏谕渤海郡县。二月，渤海安边（今属俄罗斯，临日本海）、鄚颉（治今黑龙江阿城）、南海（治今朝鲜咸兴）、定理（今属俄罗斯，临日本海）等府及诸边道节度使、刺吏相继归降，渤海灭亡。
契丹统治者利用渤海上层，袭用渤海制度治理渤海地区。天显元年，阿保机改渤海为东丹，以太子倍为东丹王，主东丹事。设置中台省为行政和决策机关，以左、右大相，左、右次相辅佐东丹王。首任的左大相为皇弟迭剌，右大相以渤海老相留任，左次相为渤海司徒大素贤，右次相为六院部贵族耶律羽之。为了防止渤海人的反叛，阿保机将渤海国王大諲譔及其家族，渤海的名门大姓迁至契丹内地，依汉俘的方式建州县安置。上京道以渤海俘所建州县有长泰、定霸、保和、扶余、显理、富义、长宁、义丰等，渤海人州县也多袭用他们原籍的地名。太宗初年，渤海右次相耶律羽之上表请徙渤海民于东平郡。他认为忽汗城距上京辽远，不便控制，宜乘渤海新败势衰之际，南迁其民，以防日后繁息为患。且“梁水之地，乃其故乡，地衍土沃，有木铁鱼盐之利”①，迁民必能安居乐业。于是天显四年（929年）太宗下诏徙东丹民至梁水（今辽宁太子河）之地，升东平郡为南京。六年，置中台省于南京，东丹国政治中心南移。这次迁民，除便于控制外，或许也有缩小东丹国规模、限制东丹王势力的意图。
东丹王因遭太宗猜忌，于天显六年浮海投奔后唐。辽以东丹王妻萧氏主东丹。耶律羽之为左相，镇抚渤海。世宗即位后，以叔祖安端主东丹。
东丹为辽的组成部分，却保留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有自己的国号、年号，可直接向外遣使与邻国交往。耶律倍主东丹时，东丹国每年向辽廷贡纳布15万端、马千匹，宰相以下百官可自行除授。东丹王去国后，国王和宰相等百官须由朝廷任命，后则并入辽朝，由东京道管辖。
（四）幽蓟十六州的并入 天显十一年（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与末帝李从珂互相猜忌，石敬瑭谋取后唐而代之，遣使向契丹求援，称臣、称子，约以事成后割卢龙道和雁门关北诸州。九月，辽太宗亲率契丹军援石敬瑭，于晋阳（今太原）败后唐张敬达、杨光远。十一月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晋割幽（今北京）、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市）、涿（今河北涿州市）、檀、顺、新、妫、儒、武、云、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县马邑）、朔、蔚十六州地与契丹，每年输帛30万匹。
幽蓟十六州并入契丹版图，是灭渤海建东丹后的又一件大事。从此契丹又占有了幽州、云中一带的大片农业区，这将极大地促进契丹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大批汉人进入契丹统治范围，中原地区以州县治理地方的政治体制和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直接影响着契丹贵族和契丹社会。汉人、渤海人已成为辽政权统治范围内的重要成员。前此，契丹统治者面临的是如何管理进入草原地区的汉人，而现在则必须考虑如何治理汉地。
“契丹自唐太宗置都督、刺史，武后加以王封，玄宗置经略使，始有唐官爵矣。其后习闻河北藩镇受唐官名，于是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于部族。太祖因之。”①建国后，随着汉族人口的增加，不断任命汉官主持汉人事宜，仍袭用唐朝官号。神册、天赞年间，康默记曾任宣徽使、左尚书。韩延徽曾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参决政事；平渤海后又拜右仆射；太宗朝累官政事令、南京三司使。韩知古曾总知汉儿司事，兼掌诸国礼仪，拜左仆射；渤海平，迁中书令。王郁以平渤海有功，累官同政事门下平章事，守中书令，政事令。但这时的汉官多因人因事而设，机构很不完备，没有形成汉官体系。
会同元年（938年），晋献十六州图籍，辽太宗初步调整了统治机构和官号，改皇都为上京，府名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改新州为奉圣州，武州为归化州，升北、南二院及乙室夷离堇为王，以主簿为令，令为刺史，刺史为节度使。二部惕隐为司徒，达剌于为副使。麻都不为县令，县达剌干为马步。置宣徽、阁门使，控鹤、客省、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判官、文班牙署、诸宫院世烛（侍中）、马群、遥辇世烛，南北府、国舅帐郎君官为敞史，诸部宰相、节度使帐为司空，二室韦闼林为仆射，鹰坊、监冶等局长官为详稳。调整后，五院、六院、乙室部地位提高，以便加强对十六州地区的控制和监督；在部落组织中引入了汉官名号；增加了负责监督、礼仪、文翰、对外交往方面的机构和官员。在南京所辖州县，“置百官，皆依中国，参用中国之人”①。从而向南、北面官制的形成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契丹统治者没有改变十六州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是因其故俗袭其旧制，选拔汉族人士治理，于是在燕云地区首开科举，选拔人才，也为汉族士人提供了入仕之途。
十六州是先进的农业区，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很发达，它的并入增强了辽朝的经济实力，直接推进了契丹社会和辽政权的封建化进程。
会同五年（942年），后晋高祖石敬瑭死，侄石重贵即位。致辽太宗书只称孙，不称臣。导致辽的南伐。九年十二月，石重贵降，后晋灭亡。
辽太宗下诏晋文武群官，一切如故，朝廷制度，并用汉礼。
大同元年（947年）正月，太宗入汴，改服中原皇帝衣冠，用中原朝仪接见晋百官，改国号为大辽，升镇州为中京。降石重贵为负义侯，迁兴中府安置。以赵延寿为大丞相兼政事令、枢密使、中京留守，晋官张砺为平章事，李崧为枢密使，冯道为太傅，和凝为翰林学士，赵莹为太子太保，刘昫守太保，冯玉为太子少保。同时下诏给各藩镇，令其奉表称臣或入朝。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乘机观变，做建国称帝的准备。
当时，契丹骑兵在晋境，以牧马为名，四出分番剽掠，称为“打草谷”，百姓倍受扰攘，以致“丁壮毙死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东、西两畿（大梁和洛阳属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富殆尽”②。
太宗又以契丹军平晋有功，宜加赏赐为名，责令三司使刘昫营办钱帛。后晋府库空竭，只好括借于都城市民，自将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数十人至诸州县括借，逼迫严急，民不堪命。于是各地聚众反抗，杀契丹官兵，攻占州县，给契丹人的统治造成极大困难和威胁，辽太宗感慨万端，他说：“我不知中国之人难治如此”①。深入中原的实践使他亲眼看到了中原地区的富庶，文物制度的完备，中原皇帝的威仪，也使他体验到治理中原的不易，他不得不认真考虑如何统治这新占领的地区了。
二月，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汉。各地节度使又多杀契丹监军、使者和所任各官，附刘知远。中原州县秩序混乱，契丹不能进行有效控制。
三月，太宗召集百官，以天时向热，难以久留，欲回省太后为名，离汴北归，所任各节度使遂相继叛去。他在总结这次军事征伐的教训时说：“朕此行有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括民私财，二也；不遽遣节度使还镇，三也。”在向皇弟李胡介绍军情时，又指出：“河东尚未归命，西路酋帅亦相党附，夙夜以思，制之之术，惟推心庶僚、和协军情、抚绥百姓三者而已”②。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三年，太宗在后晋故都汴梁驻跸近三个月，对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和民情、军情有了初步了解和切身体会，对如何治理中原也有了初步设想。
四月，在回军途中，太宗病死栾城，东丹王长子耶律阮受军中诸将拥戴，即位于中京镇州，为世宗，改大同元年为天禄元年。
世宗天禄元年八月，置北院枢密使，以总宿卫事、孟父房耶律安搏为之；九月，以叔祖安端主东丹国，安端子察哥（又作沤僧、沤里僧）为泰宁王，寅底石子刘哥为惕隐，四方馆使、晋降官高勋为南院枢密使，任命了北、南面官系统的最高长官，天禄四年（950年），建政事省。五年，诏州、县录事参军、主簿，委政事省铨注。南面官中的枢密使、政事令的办事机构建立，职掌日益明确。北南面官制的体系初步确立。
二 圣宗之治 天禄五年（951年）火神淀之乱，世宗被杀。太宗子耶律璟即位，是为穆宗。穆宗“荒耽于酒，畋猎无厌”，“赏罚无章，朝政不视”①。他统治期间，契丹贵族夺权活动频繁，社会秩序极不稳定。应历十九年（969年），近侍小哥杀穆宗于行宫，世宗子耶律贤即位，为景宗。景宗四岁遭火神淀之乱，留下终身疾患，常不视朝，刑赏政事，用兵征讨，多由皇后萧绰与蕃汉诸臣共议裁决。乾亨四年（982年）景宗死，子隆绪立，为圣宗。圣宗时年十二，主少国疑，宗室诸王心存觊觎，萧绰奉遗诏辅佐幼主，自保宁元年（969年）至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她执政达40年之久。这期间，她依靠契丹臣僚耶律斜轸、耶律休哥、耶律沙、萧幹、萧挞凛（又作萧闼览）、萧排押和汉臣韩德让、室昉、马得臣、邢抱朴、王继忠等，稳定了局势，巩固了圣宗的皇权，同时重视发展生产，整顿吏治，完善统治机构与各项制度，推动了契丹社会的发展，辽朝国力大大增强。圣宗时期，辽朝的统治达到了鼎盛，辽政权完成了封建化进程。
（一）选拔人才，整顿吏治 辽景宗耶律贤、睿智皇后萧绰和圣宗耶律隆绪，承穆宗暴政之后，统治集团内部人心不稳，宋朝威胁南部边防。他们摒弃民族偏见，唯才是用，任人不疑，使蕃汉臣僚各尽其职，了无嫌隙，同心辅政。内安百姓，外抗强敌，为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兴盛繁荣创造了条件。
他们重视人才的选拔，不但信任宗室、外戚和契丹各部有才能的贵族、官员，而且重视任用汉官。景宗时，科举开始制度化，选拔和任用汉族士人。同时从俘虏、投降的宋人中搜罗人才，扩大统治基础，充实官僚队伍。
辽朝的汉官，最初多为俘虏和出使被留的汉人及其子孙，如韩延徽、韩知古、赵思温、刘晟等。此后，由进士和降官、降将中也选拔了不少治国人才，如降将王继忠、进士张俭等。韩知古孙韩德让在国家治理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先后为上京、南京留守，南院枢密使，政事令，北府宰相领枢密使事，兼北院枢密使，拜大丞相。他与契丹官将共同参决国事，“孜孜奉国，知无不为”，对内减轻赋税，任贤去邪，杜绝请托，安定秩序；对外“结欢宋朝，岁时修睦”，因而能“帖服中外”，“无少间隙”。①他辅佐承天太后（即萧绰）、圣宗，尽心竭力，建立了不世之功，也得到了无与伦比的殊荣，封王、赐姓、出宫籍，隶季父房，置王府，赐铁券。死后葬于乾陵（辽景宗陵）侧，葬礼规模一如景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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