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
冯玉祥（1882—1948年）生平读书十分用功。他当士兵时，一有空就读书，有时竟彻夜不眠。晚上读书，为了不影响他人睡觉，就找来个大木箱，开个口子，把头伸进去，借微弱的灯光看书。冯玉祥担任旅长时，驻军湖南常德，规定每日早晨读英语2小时。学习时，关上大门，门外悬一块牌子，上面写“冯玉祥死了”，拒绝外人进入。学习完毕，门上字牌则换成“冯玉祥活了”。冯玉祥对不遵守时间的人深恶痛绝。
1927年，因为汪精卫不守会议时间，开会经常缺席、迟到，冯玉祥一怒之下，编成一副对联送给了他：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两点钟开会，四点钟到齐，岂是革命精神当年冯玉祥有个军事顾问叫乌斯马诺夫。他特别喜欢打听西北军的事情，还常常缠着冯玉祥问这问那。开始问一些西北军的一般情况，渐渐涉及行政的人事安排。这天乌斯马诺夫又向冯玉祥问一些事，冯玉祥不悦地说：“顾问先生，你知道在我们中国，‘顾问’两个字当什么讲吗？”乌斯马诺夫摇了摇头：“不知道。”冯玉祥告诉他说：“顾者看也，问者问话也。顾问者，就是当我看着你，有话问你的时候，你答复就是了。”抗战时期，冯玉祥居住在重庆市郊的歌乐山，当地多为高级军政长官的住宅，普通老百姓不敢担任保长，冯玉祥遂自荐当了保长。他热心服务，颇得居民好评。有一天，某部队一连士兵进驻该地，连长来找保长办官差，借用民房，借桌椅用具，因不满意而横加指责。冯玉祥身穿蓝粗布褲褂，头上缠一块白布，这是四川农民的标准装束，他见连长发火，便弯腰深深一鞠躬，道：“大人，辛苦了！这个地方住了许多当官的，差事实在不好办，临时驻防，将就一点就是了。”连长一听，大怒道：“要你来教训我！你这个保长架子可不小！”冯玉祥微笑回答：“不敢，我从前也当过兵，从来不愿打扰老百姓。”连长问：“你还干过什么？”“排长、连长也干过，营长、团长也干过。”那位连长起立，略显客气说：“你还干过什么？”冯不慌不忙，仍然微笑说：“师长、军长也干过，还干过几天总司令。”连长细看这个大块头，突然如梦初醒，双脚一并：“你是冯副委员长？部下该死，请副委员长处分！”冯玉祥再一鞠躬：“大人请坐！在军委会我是副委员长，在这里我是保长，理应侍候大人。”几句话说得这位连长诚惶诚恐无地自容，匆匆退出。
鲁迅
广州的一些进步青年创办的“南中国”文学社，希望鲁迅（1881—1936年）给他们的创刊号撰稿。
鲁迅说：“文章还是你们自己先写好，我以后再写，免得人说鲁迅来到广州就找青年来为自己捧场了。”
青年们说：“我们都是穷学生，如果刊物第一期销路不好，就不一定有力量出第二期了。”
鲁迅风趣而又严肃地说：“要刊物销路好也很容易，你们可以写文章骂我，骂我的刊物也是销路好的。”
30年代，某些作家的主观主义毛病很厉害。
一次，有人请鲁迅谈谈这一问题。鲁迅一开始笑而不答，过了一会儿，讲了两个故事：金扁担有个农民，每天都得挑水。一天，他忽然想起，皇帝用什么挑水吃的呢？自己又接着回答：一定用金扁担。吃柿饼有个农婦，一天清晨醒来，觉得饿。她想，皇后娘娘该是怎样享福的呢？一定是一觉醒来就叫：“大姐，拿一个柿饼来吃吃。”
1934年，国民党北平市长袁良下令禁止男女同学，男女同泳。
鲁迅先生听到这件事，对几个青年朋友说：“男女不准同学、同泳，那男女一同呼吸空气，淆乱乾坤，岂非比同学同泳更严重！袁良市长不如索性再下一道命令，今后男女出门，各戴一个防毒面具。既免空气流通，又不抛头露面。这样；每个都是，喏！喏！”说着，鲁迅先生把头微微后仰，用手模拟着防毒面具的管子。大家被鲁迅先生的言谈动作逗得哈哈大笑。1934年，《人世间》杂志开辟了“作家访问记”的专栏，并配合刊出接受采访的作家的肖像。该杂志的编辑写信给鲁迅，要求应允前去采访，并以书房为背景拍一张照片，再拍一张鲁迅与许广平、周海婴的合照。鲁迅写了一封十分幽默的信予以拒绝：“作家之名颇美，昔不自重，曾以为不妨滥竽其例。近来悄悄醒悟，已羞言之。头脑里并无思想，寓中亦无书斋，‘夫人及公子’更与文坛无涉，雅命三种，皆不敢承。倘先生他日另作“伪作家小传”时，当罗列图书，摆起架子，扫地欢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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